每月逐一走访辖区困境儿童，了解孩子们的身心状态、学习情况、是否需要帮助等，然后提供相应帮助并及时上报，北碚区解放路社区儿童主任黄乐逸从事这新工作已有一年。
我市自去年6月启动这项工作，到目前为止，像黄乐逸这样的村居儿童主任已达1.1万名，实现全市所有村居全覆盖。另有1031名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同样实现全市街镇全覆盖。
未成年人保护重在基层体系建设，但以往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并没有专人负责，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以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为突出代表的系统性保护体系逐渐完善。
一场应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护的快速反应行动
年仅14岁的张庆新（化名）没想到，读初二的他只因独自在家几天没上学，就惊动几十个部门、上百人为他奔走与忙碌。
一切得从北碚区朝阳街道办一次针对未成年人日常信息排查说起。
今年2月17日，当入户排查到该街道解放路社区静宁路一出租屋时，14岁的张庆新上学时间却独自在家，引起工作人员高度警觉。
核实发现，张庆新户籍地在四川省宜宾市珙县，房屋是他小姨出钱租赁的，租期仅一年。
张庆新母亲2018年去世，父亲患脑溢血、神志不清并失踪，外婆远在大连市务工。
未成年人不上学、独居、无监护，这一情况当天就通过北碚区三级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紧急通报至北碚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孩子不能没人管。”解放路社区党委书记岳峻当天就协调社区儿童主任全面接管孩子衣食住行。
2月18日，孩子的新衣服和日用品全部到位，工作人员查到其父因神志不清已被送到大足当地敬老院。
2月19日，孩子的班主任、教导主任帮他解决有关学校事宜，北碚区民政局跨省、跨区分别与四川省宜宾市珙县、重庆市大足区商洽救助事宜。
……
3月1日下午，紧张筹备后，一场北碚区33个区级部门参加的专题协调会，为这个14岁男孩召开。
“那是一场效率极高的协调会。”北碚区民政局副局长王燕印象深刻。
会上，北碚区民政局通过跨省通办将张庆新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并与大足区民政局联动对其父评残；派出所协助孩子办理银行卡、重办户口簿，动员其外公外婆来渝监护；社区专人负责临时照护；该区教委落实孩子在校资助政策、做好心理疏导，同时确保孩子每餐“两荤一素”……
“7大类、数十项救助措施全在一次协调会上敲定。”北碚区民政局社会组织科科长郑易兰说，这些措施会后还跟进督查督办，以确保落实。
6月7日，在各方持续努力下，张庆新外公、外婆来渝承担起孩子监护责任，社区还给老两口就近找到合适工作。
“这场针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护的快速反应行动，跨川渝两地，涉及几十个部门、数百人的背后努力。这就是体系的效率，更是体系的价值。”王燕认为，北碚区建立的区、镇街、村居三级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对未成年人保护具有敏锐性、及时性、有效性。
一个未成年人保护责任群体初步形成
张庆新的事并非孤例。但在以往，未成年人保护各方均在参与但缺乏直接责任人。谁保护？怎么保护？谁负责？都处于一种模糊地带。
随着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政府保护成为六大法定保护重要一环，重庆开始了一系列创新性探索。
去年6月10日，北碚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该区由区委书记、区长任“双组长”，并由一名区委常委和副区长任副组长。
同时，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囊括了全区33个区级单位。
针对北碚12.7万名未成年人的保护，该区在全市较早建成北碚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镇街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和村居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点，形成三级保护体系。
这种体系建设，全面弥补了以往未成年人保护零散、迟缓、缺乏系统性的不足。同时重庆各个区县还在保护的广度、深度上进行许多有益探索。
如沙坪坝区探索“6133”思路，构建家庭保护等“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依托区、镇街、村社三级阵地体系，发挥法律界、政府系、社会层面三方面作用。
再如江津区成立重庆市首个“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对涉案未成年人家长、监护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组织开展亲子互动课堂、儿童心理咨询、法律小课堂等，还建设23个标准化中小学心理辅导中心（室），形成心理健康教育联席会议制度。
尤其是上万名镇街儿童督导员和村居儿童主任等崭新岗位的创设，塑造了一个强有力的保护未成年人责任群体。他们深入千家万户，排查、指导与监督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否得到落实，密织起一张未成年人保护网络。
“到2021年底，全市就已配备1031名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1.1万名村居儿童主任，配备率和培训率均实现100%。”重庆市民政局儿童福利处处长彭友谊介绍，我市还建成了419个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全市的未成年人保护责任群体目前已经初步形成。
一整套未成年人保护的支撑性措施落地
在彭友谊看来，重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点多、面广、事杂，政府保护压力非常大，短短一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殊为不易。
数据显示，重庆未成年人多达620万人，占常住人口比例20%，平均每5个重庆人中就有一名未成年人。
与此对应的是，2021年，全市外出农民工513.6万人，这客观上导致我市留守儿童已达10.2万人。
这就使得《未成年人保护法》所规定的“六大保护”中排第一位的“家庭保护”实施难度较大，也客观上导致重庆的“政府保护”所承担的责任和压力相较于全国其他省市更重。
为此，我市在构建新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机制时，也做出了较全国其他省市更多的努力和探索。
如部分区县大力调整区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目前已经有北碚区、沙坪坝区实行了区委书记、区长任“双组长”的模式，还有不少区县实行区县委书记或区县长任组长的模式。
正是这种“高位推动”的态势，促使我市在短短一年内，就在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六大保护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目前，我市已有6个区正在创建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区。
事实上，《未成年人保护法》将“政府保护”新增为重要专章单列，且与各级政府或直属部门直接相关的条款有38条40多处，占全部法条近30%。该法首次明确各级政府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承担着主体责任。
“我们正在探索适合重庆乃至西部地区实际情况的未成年人保护。”彭友谊表示，已经下发的《2022年重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要点》中，除了对六大保护有进一步的细化落实举措外，还有对地方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的修改和完善计划。
据了解，该《工作要点》共7部分23项工作，涉及完善法规政策制度，健全“三孩”生育支持体系等一系列社会高度关切的未成年人保护的支撑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