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相颖为记者展示当年手绘的宝顶山摩崖造像图。本报记者刘恩黎摄

　　6月11日，游客在重庆大足石刻景区参观。新华社记者唐奕摄

　　本报记者张桂林、朱高祥、刘恩黎

　　1000多年前，大唐王朝西南的一处偏僻山岭中，石匠们攀援在险峻的崖壁上，金石撞击间，响起了大足石刻第一声开凿之音。

　　光阴流转，近400载斧劈刀凿，5万余尊造像、10万余字铭文破石而出。源自印度的佛教石窟艺术，越西域经敦煌，过云冈、龙门，而后由北向南，融汇释、儒、道，集大成于此，造就独具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石窟艺术的殿堂……

　　80余年前，梁思成于西南山野中寻访大足北山、宝顶山石窟，并在几年后将大足石刻首次介绍给国际学术界。在此期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以及杨家骆、顾颉刚等15位专家学者组成考察团，首次对大足石刻进行了系统的科学考察，评价其“可继云冈、龙门鼎足而三”，“实与发现敦煌相伯仲”。

　　48年前，一个名叫郭相颖的年轻人，怀揣着“只准住北山”的调令，只身爬上大足北山，开启了一场“护石”修行。

　　谁能想到，这一程，一走就是近50年；

　　谁能想到，这一人，付诸大半生护送大足石刻走向全国、全世界……

　　数十年来，大足石刻“五山”之上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坐在郭相颖几十年前种的柏树下纳凉，望着静卧崖壁之上精美绝伦的造像，感受跨越千年的华夏过往。

　　“我们在前人的肩膀上长大，也要让后人站在我们的肩膀上长大。”郭相颖说：“搞文物工作的人不仅要考虑现在，更要想将来，要让子孙后代看得更久一点、更远一点。”

　　与“石刻”结缘

　　到达大足石刻研究院，已近下午时分。

　　穿过大树错落的院子，一栋二层小楼映入眼帘，透过窗户，隐约看到一老人正执笔作画。

　　拾级而上，进入书房。房间并不大，一张长桌格外显眼，笔墨纸砚整齐摆放，几乎占据整面墙的书柜上装满了书籍和资料。

　　见我们来了，郭相颖放下手中的毛笔，同夫人一起热情招呼起来。高大灵活的身板、一口高亢嘹亮的川音，俨然不像86岁高龄老人的模样。

　　“现在常有记者来我这里，你们来我很高兴，对我个人来讲，过去的事都不太重要，希望借你们的平台讲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老人的话语朴实直率。

　　青年时期的郭相颖曾是一名小学教员，因热爱绘画，他时常帮文化馆的美术老师画宣传海报。

　　1974年初，机缘巧合，当了十年“教书匠”的郭相颖经文化馆的朋友介绍，赴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工作，那年他37岁。

　　彼时，大足石刻虽已名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依然寂寂无闻，连所在省市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大足有这样一份瑰宝。

　　因石刻所在的区域山高地远，生活清苦，组织上担心新来的郭相颖当“逃兵”，在调令上特意用括号圈起五个字“只准住北山”。

　　果不其然，上山后，周边农户闻讯而来，郭相颖听到最多的问题便是：“你教书教得好好的，为啥子要来守菩萨？”“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你的工资是不是降低了？”面对误解和诘问，郭相颖并不多做解释。

　　真正的困难还是山上的生活不便。“考验的第一关就是缺水，早上洗脸的水，存着晚上用来洗脚。”郭相颖说，山顶上水贵如油，就盼着哪一天下了雨，能够在附近挑一两百斤水上来。

　　起初，郭相颖的工作就是看守，每天在文物区里巡视一圈，防范破坏与盗窃。但这并非清闲活，遇到打雷下雨，需一整天才能巡视完毕。夏季，墨蚊漫天飞舞，稍有停留便爬满手臂，“咬得心慌”。

　　但上山没多久，面对一龛龛精美的石窟雕塑，一直喜欢绘画的郭相颖很快将“清苦”二字抛在了脑后，“旁人可能不理解，尽管生活苦，但我觉得能与非常高贵的艺术品为伴很是幸福。大概花了半年时间，我就把生活安定下来，自己打井、种菜。”就这样，一人一山，与“石”结缘。

　　“一开始只觉得这些石刻技法很高超，后来隐约感到这些石头人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印记。”时间久了，郭相颖开始对石刻“刨根问底”：这些石刻是什么年代凿的？背后有些什么故事？

　　县文管所保存的两本旧书——《简明佛学辞典》《佛学大纲》，成了他解开石刻背后文化密码的“钥匙”。“那时候没有老师，又没有电脑，非得自己去找书不可，不像现在随便在网上一查都出来了。”郭相颖回忆道，他在北山的前十年，为今后的保护工作奠定了关键基础，“写文章也好，搞考古也好，对外宣传建设也好，都得益于那段时光，我至今还保留着记笔记的习惯，连看电视都要做记录。”

　　为“石刻”辞官

　　与青灯古佛相伴的日子格外宁静，但大山之外，时代的脚步已然打破羁绊，改革开放开启了文物保护工作的春天。

　　1980年，国家文物局启动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建档工程，其中一条就是要有图像资料档案。当时的大足文管所没有照相机，也没有专业测绘人才，郭相颖自告奋勇，决定采用最原始的绘画方式，为大足石刻建档。

　　缺少测绘仪器，木尺便是丈量工具。郭相颖说话间从墙角拿出了这块“久经沙场”的“老战友”，“看看，都磨圆了，像个木块。还有就是一个20米长的皮尺，中间都是断了的，我把它接起来用，这些就是我的法宝。”

　　丈量大足石刻，是体力活，也是脑力活。郭相颖白天测量，晚上借着煤油灯画草稿、描图。灯下长期伏案，他的鼻孔都被灯烟熏得黑亮，直到后来换成有灯罩的油灯才有所改善。

　　测量时，遇到较高的石像，20米长的皮尺不够用，郭相颖就在绳子上套布条，红色代表一米，白色代表半米，以此进行测量。

　　冬天顶着阴冷入骨的寒气测绘；夏天伴随着夜鹰孤独的叫声，和驱蚊的蒿烟度过一夜又一夜。

　　两年多后，两版共长达40余米、画了上万尊造像的长卷问世。为何是两版？“第一版我觉像工程图一样，太单调，不好看。后来加上了环境重绘了一版，看上去就生动了。”郭相颖笑着说道。

　　1984年，郭相颖调任大足县副县长，分管文化、旅游、宗教等工作。“老实说，我当时真舍不得离开石刻。”郭相颖说，不过，这样的分工也有利于从更高层面推动协调大足石刻的保护和利用。

　　“舍不得”三个字不是嘴上说说便罢了。几年后，郭相颖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主动提出回到大足石刻继续修文物。他向组织恳切地说：“找一个副县长容易，找一个热爱文物事业的人难，把我放回去，于公于私都有利。”

　　1990年，郭相颖重回大足石刻。当时，大足县文物保管所仍是一个科级单位，人才奇缺，加上工人总共只有十几人。

　　“基础太薄弱了，不适应对外开放的形势，不利于石刻宣传保护，必须升级重组。我就向市里要求，把机构的级别提高一下。”同年，郭相颖获批拿到60个名额指标，正式组建县处级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郭相颖为首任馆长。

　　助“石刻”申遗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继敦煌莫高窟后中国第二处石窟类世界文化遗产，至此也奠定了“北敦煌，南大足”之地位。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刻！第一件事就是跑到电话亭打国际长途报喜，当时我热泪流淌，握着话筒的手不停发抖。”时隔20余年，回顾当时的情景，郭相颖仍旧激动。

　　这一战，他准备了近10年。

　　郭相颖任副县长期间，一个问题开始困扰着他，当时省、市、县经常提出“努力使大足石刻走向世界”，但是怎样才算走向世界？

　　当时，随着大足石刻的开放，国内外游客逐渐多了起来。国内外专家学者也接踵而至。大足石刻逐渐有了名气，但离“走向世界”还有不小的距离。

　　1987年，郭相颖在与国家文物保护研究所工程技术人员的闲谈中，第一次听到《世界遗产名录》，并得知1986年国家文物局在拟排申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时，已将大足石刻列入。他激动万分：“我心头高兴啊，这就是走向世界的路子！”

　　然而，申遗谈何容易。

　　首先面对的是干部和基层文物工作者的观念障碍。彼时，我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仅有故宫、长城等为数不多的知名历史文化遗产，石窟类文化遗产方面，唯有敦煌莫高窟。当地领导干部多不主张申报，“云冈、龙门都没申报，大足石刻尚不成熟”，加之财政紧缺，难上加难。

　　“我的思维恰恰不一样，正因为我们不出名，更要努力走在前头，现在证明我那个想法是对的。”郭相颖激动地说，为此我走访调研了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天水麦积山……中国主要的石窟我都去了，经过对比，我认为大足石刻特色鲜明，凝结儒、释、道精神和中华民间文化于一体，寓宗教教诲于生活场景之中，可谓石窟艺术中国化的集大成之作。

　　“一股不服气的劲儿涌上心头，就是这股不服气的劲儿成了我的动力！”郭相颖说。

　　有一天，郭相颖想到一个“妙招”。他对县里的领导讲：“搞申报就要整治文物保护区的环境，完善功能，这样对文物和发展旅游都好，就算申报不成功，钱也没白花！”渐渐地，越来越多的领导开始支持他的想法，表示将举全县之力开展申报工作。

　　广泛的宣传也让群众对申遗环保搬迁工作予以理解和支持。18个单位125户居民为保护文物搬迁，保护范围内臭气熏天的水池、杂乱的摊位、污染严重的猪圈全部得到彻底整治。

　　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来。但评审当天，现场发生了一段插曲。

　　由于申报文本和播放的幻灯片，不足以展现大足石刻的分布和规模，加上语言理解上的差异，在场专家疑问很多。眼见审议受阻，郭相颖急中生智，拿出了大足石刻手绘长卷的文本资料。“我说这个图都是我亲自画的，他们一下子对我有点尊敬了。”经讨论，现场专家得出一个结论：大足石刻不仅艺术水平高超，而且规模宏大。

　　申遗成功需满足六个条件中至少一个，而当时的大足石刻一口气满足三个条件，高分当选：大足石刻是天才的艺术杰作，具有极高的艺术、历史和科学价值；佛教、道教、儒教三教造像能真实地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哲学思想和风土人情；大足石刻的造型艺术和宗教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主动去做的，从未想过敷衍。绘制长卷的初衷是为了完成‘四有档案’。申报世界遗产，这个长卷起了很大作用。”郭相颖淡淡地说。

　　让“石刻”重光

　　“最近我看到一些关于文物修复的文章，把严重病害、老化的文物修复一新，有些专家有不同意见，但我觉得这就叫焕发新生。”郭相颖翻阅着杂志内容告诉记者，搞文物工作的人不仅要考虑现在，更要想将来，要让子孙后代看得更久一点、更远一点。

　　这种传之后世的远见，在大足石刻得到了充分体现。

　　位于大足石刻宝顶山区的千手观音，开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造像，被誉为“世界石刻艺术之瑰宝”。

　　时光荏苒，进入21世纪，历经800多年的千手观音造像在经年风侵水蚀下，病害频发。2007年，这尊金身佛像手指掉落，抢救保护刻不容缓。“修复千手观音的想法，实际上我早在几十年前做馆长时就在考虑，当时也向领导做过汇报，但由于时代文保理念所限、技术所限，一直处于被‘屏蔽’的状态。”郭相颖说，好在我们如今身处一个好时代！

　　2008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该造像抢救加固保护项目，并将其定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

　　这一修，就是8年。

　　“该不该贴金，用什么材料贴金，该不该彩画，用什么工艺和材料彩画，哪些旧材料和新材料可以用……”郭相颖说，8年里前5年基本上是统一思想和技术标准。其间，已退休的郭相颖作为研究院专家，多次参加论证会，交换意见。

　　当时，千手观音共发现石质胎体风化、贴金层开裂、彩绘脱落等各类病害34种。如此大规模、综合性的石质文物修复，没有先例可循，为此专门汇聚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10多家文保、工程单位近百名专家和技术人员会诊，X光探伤、红外热像探测、三维视频显微镜观察等现代科技在大足首次用于石质文物修复；为了完美修复“千手”，保护团队先后完成1032张调查表的填写和20000余张现状照片的拍摄，收集约35000个数据，分门别类施策，逐一修补。

　　经过近8年修复，投入各类修复材料约1吨、金箔44万张，2015年6月13日，历经800多载沧桑风雨的千手观音金光重现。

　　“我特别欣赏现在所提的‘文化自信’，这对增强民族自信非常重要，鼓舞人心。”郭相颖说，文物是我们人类社会的第二历史课堂，万幸，文物事业恰逢空前的好时机。

　　“从事一行专业，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感情都是在职业实践中实现的。开始我也并没有那么喜欢大足石刻，后来却把它当成了我的命，这实际上都是在长期的孤独中积累起来的。”郭相颖说。

　　墙上的时钟嘀嗒作响，采访快结束时，已近傍晚。

　　窗外树影婆娑，几缕夕阳洒在茶杯上。郭相颖的夫人笑着说，你看看，一杯热茶硬是一口没喝。

　　半生一觉石刻梦，圆梦两鬓已成霜。“他对大足石刻的感情仍然炽热，他勇于求索的精神仍然饱满，他追求人生理想的脚步仍然豪迈。”面对恩师，大足石刻研究院现任院长黎方银如是写道。 （参与采写：张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