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灵的《川江博物》（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是写川江的“过去”或正在成为“过去”的一部书，却是他为未来留下的。
无论怎样的大江东去，长江就在那里，川江就在那里，从远古、现在到未来，怎会“过去”？
正如《易经》所含“不易”与“变易”之理，长江已然变化，川江已然变化；而我们生活在巴蜀、饮水在川江的人，却麻木如常，茫然不知，惯看大江日夜流去而无“逝者如斯夫”之喟叹。
所幸还有陶灵，几十年来，行船数峰，听江淘浪，筛沙捡石，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川江记录者。他用一点一滴的生活书写和历史书写，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过去时光中的川江实景。对此，我用八字相评：民间史话，稀有品格。
据我所知，《川江博物》是继《川江记忆》《川江往事》《川江词典》之后陶灵第四部关于川江题材的散文集。
题材，对于大多散文作者来说似乎并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有人认为散文之散还在于散文选材有着极大的灵活性，什么都可以写。而固守一口井、执舀一江水似乎本身包含着题材枯竭的危险。我们所说的“稀有品格”并非经济学中可拥有的“稀有资源”之意，因为川江在时空中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从古之民谣《滟滪歌》到杜甫的《登高》再到现代诗人，有难以数记的骚人墨客为川江留下了墨宝。长江恒长，川江壮美，试问，又为几多作家包括自不量力的作家留下阔大的写作空间？
陶灵生于长江边张王庙对面的云阳县城，小时又在古时以产盐兴盛的大镇云安生活嬉戏，光着脚看女孩，也看云安镇脚下的汤溪河蓝着流入川江。他第一篇散文就写了汤溪河，从此，他的写作也跟汤溪河一样汇入川江。可以看到并明确的是，小溪边和大江边的生活为他刻下了写作的第一笔痕迹，也成为他内心的第一个原型。以后，他从公家单位辞职下海，在陋城建新房，在山乡挖堰塘，潮起潮落中，生意成了生活的奔忙而已。闲暇之时——其实是喘息之时，他仍爱听江上和江岸的人散吹，有人也许可以一口气对他讲几个故事，有人喝着老白干几天才讲出那么一点点意思。他长期跟这些边缘人厮混着，把自己也混成了作家圈子的边缘人而成为跟他们一伙的“川江人”。不过，他正是由于边缘获得了自我解放和真正的写作自由——不去跟风不去赶趟，而这种自由则逐渐形成了卓尔不群的主体意识。那些被岁月忘却和忽视的“边角余料”就这样被陶灵打捞出来，通过民间叙事的角度进入他的文章。一些以“边角余料”为主体的文章也曾被质疑，也曾被不喜欢，还被认为进入不了散文的主流。文坛的怪风也犹如行船的“排头风”扑面而来。然而，川江的一风一帆、歌谣号子、水摸鱼获、扎水扎雾、筏排火轮、孤灯野魂、土物俗语还有桡胡子、屠宰匠、捞尸人等很多我们完全不了解人事景物进入到书中，日积月累，形成规模，从而构成了一部风格独特的“川江志”。这就是我所说的民间史话。
不过，这不是什么“大历史”，其中没有什么大人物、大事件、大场面，更无历史的因果、规律、性质、趋向、影响、教训之类。我们只能把它看作“微观历史”甚或命名为“细小历史”。它就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有弹性的细胞、有呼吸的毛孔、有张力的毛细血管，是大江之手不知何时抛下的、沉潜或飘浮的记忆胶囊。
这本书叫《川江博物》，我觉得蛮有意趣。以前我们看博物馆特别是大博物馆，我们只看到或只关注高大上的展品；现在，各种门类的博物馆包括小众博物馆应运而生。可见，国家和社会的“博物”观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博物”之“物”已进入能反映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流变的方方面面，不再局限于少数“大器”“精品”之类了。而书籍则是以文字方式呈现的历史存在，毫无疑问，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
《川江博物》分为《水志》《航录》《岸闻》三部分，可以看到：其一，川江驾船人的各种称呼，如桡胡子、扯船子、船拐子、驾长、烧火等；其二，江上各种船的名称，如厚板船、歪屁股、歪老壳、大牯牛、打驳船、小火轮、汽划子、红船等；其三，船上及行船过程各种器物、工具的名称及作用，如堵、戽斗、布条、伺风鸟、籇竿、纤藤、褡裢等；其四，鱼类及动植物的名称，如水猫子、水老鸦、腊子鱼、象鱼、白鳝、金刚头、黍子等；其五，船岸交易规则与默契，如估砣砣、牛偏耳、包两场水草、吃带头、捎带、打角子、边块肉等；其六，驾船人及两岸的生活，包括行话、俚语等极易变化、极易流失的语言，如打屌胯、穿衲坨、私窝子，“打烂”说“打劈”，“到”码头称“扰”码头（“到”与“倒”同音犯忌），“沉”说“蔫”，“打水”说“扯水”，扬帆叫掌力，落帆说坐力（“帆”与“翻”谐音犯忌，叫“风”或“力”）等等。有人说，此书有一种“博物精神”，我觉得，也确实是一种文化指向，包括川江流域文化的各种现象、各种特征。
书中，陶灵通过田野调查与文献查证，纠正某些说法、名称，辨别了容易混淆的事物，同时提出了他的看法。如究竟是桡胡子还是桡夫子，桡胡子什么时候拉纤，纤绳和纤藤有何讲究，拉纤是否全身赤裸，四川的桡胡子与湖北的桡胡子穿着有什么不同等等，经陶灵一说，让人明白了不少。又如世界大河号子中的川江号子，陶灵说，真实情况是，开船叫开头，因为开船恐怕船破，形成忌口；喊号子最重要的作用是使力气的时候不能憋着，喊出来是为防内伤；川江号子在很多时候简洁、明快，特别是在劳动中“众和”时，为防“碰脚”，基本上是在四个字以内，喊的也没有实际内容，而且不会采用长句子，等等。他认为，应将真实的川江号子与艺术创作、艺术表演区别开来，不乱来。
陶灵的有些篇什也引起阅读“反感”，例如《水打棒》中的捞尸人及传奇故事，《牛志》中的杀牛人及传奇故事等。对此，我有不同看法。长江年年要发水，发大水时冲毁房屋、冲走人和财物难以避免。因此，亲人们对被冲走人的寻找不难理解，也由此产生了非常特殊的职业——捞尸人。这类从“江上讨生活”人过去很难被人关注，也很难进入文学的殿堂。《水打棒》中，写了古代官府对浮尸的察验及捞埋规则，写了捞尸人熊老匠一家人的生活命运，也写了川江老船长行船时看见“水打棒”绕开走，防止螺旋桨将“水打棒”打成碎片内心的不安。我认为，这不是“嗜痂”，而是文中所述的“对亡灵的一种敬畏”。《牛志》中，作者写了杀牛的“大开门”，令人不忍卒读；其中与牛相关的生活也令人心酸。文章开头写道袁老瘪杀牛，结尾又出现，原来他躲开了，走远了，是“不愿杀牛”。陶灵结尾时从袁老瘪自然转到清初大作家李渔那里，说李渔的美食文章天下闻名，唯独不见他谈食牛、狗。李渔说：“以二物有功于世，方劝人戒之之不暇，尚忍为制酷刑乎？”显然，《牛志》和《水打棒》一样，都包含着悲人、悲物、悲世情怀，而不能以常人眼光论。
《川江博物》是具有个人印记或风格特点的散文集，在散文潮流中恐怕有几分孤寂。我们说“川江志”，可它并不是那类大历史散文的写法，居高临下，天上地下，纵横捭阖，宏大叙事。它也不是找一点川江人事景物的由头，上升哲理的散文；也不是散文新潮中回到内心、表现空灵的散文。当然，更不是那种技术门槛低、人人都会写的抒情散文。《川江博物》在写法上可能更靠近中国古代的笔记体文章。陶灵喜欢郦道元、陆羽、徐霞客、张岱、袁宏道、李渔等作家作品，更喜欢郦道元、陆羽、徐霞客这类在中华大地、山河田野游历、考察而得的文章。当然，西方的描写自然与世界的游记体特别是涉及中国内容的文章也是他的写作营养。陶灵的文章由于“稀奇”而产生“好看”，经常会有“吃一惊”的感觉，但绝不是“快销品”。记得叶圣陶先生说好文章的一个特点是“真诚”，我以为，陶灵的文章对得起“真诚”两字。其实，取材上投机取巧、构思上玩取花头、语言上炫丽晃眼都如同桌上的玻璃蛋碰碰而已，而要达到天然野性、本朴元真却是难上又难。陶灵的文章内容扎实，文化信息密实，川江航运领域的专业、生僻的术语不少，若产生了兴趣，显然不会在“快读”节奏上——也有可以“快读”的。他的语言简洁、生动、形象，更注重表达的准确性。文章的生活味浓，口语运用自然，表达到位，也很克制。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我们说陶灵是民间叙事角度，但完全不是那种一般的“民间文艺”写法，比如大段大段的引山歌民谣，再神吹一阵玄龙门阵之类。陶灵《川江博物》的写作其实是有难度的，文章中，他必须把实物、文献和田野调查有机融合起来，把历史沉淀之物提炼出来，形成有内涵又具有审美意义的散文作品。
陶灵的妻子说，陶灵只要听见汽笛、看见江、看见船就莫名兴奋，就两眼放光。他眼中川江是独特的，他迷恋川江的每一个细节。
长江，长6300多公里，川江，长1000多公里。川江，她是中国母亲河长江怀抱中的爱子，也可以说是长江文明交响乐中最激动人心的乐章。三峡大峡谷就在那里，204万年前的巫山人就在那里，古巴人的聚集地也在那里。长江特别是川江告诉我们，生命的基因必须通过与大风大浪的无情搏击才能形成顶天立地的民族血性，才能塑造继往开来的优秀后代；她告诉我们，江水必须奔腾不息才会时时更新，万古不腐；她告诉我们，纵有大江大水的狂躁之时，也不能忘了时时滋润土地，养育生命，繁衍万物；长江三峡还告诉我们，所有的风光都在险峻中，所有的未来都必须冲开“其地四塞，山川重阻”的禁锢，奔向蔚蓝色的大海，以获得新的天地、新的自由。
川江，使陶灵从生活的“原型”寻找到了他精神的“原乡”。（吕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