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数千名青年华侨从世界各地赶回祖国，在滇缅公路上抢运军需物资，用生命打通“抗战输血线”。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赵宇飞、吴燕霞 编辑金明大
抗战时期的蒋印生（左上）（受访者供图）；2021年6月23日，蒋印生正在家中整理勋章（右）（李爱斌/摄）
2022年10月29日上午8时4分，世上最后一位南侨机工蒋印生在重庆市永川区去世，享年96岁。
南侨机工，一个热血而悲壮的群体——抗日战争期间，数千名青年华侨从世界各地赶回祖国，在滇缅公路上抢运军需物资，用生命打通“抗战输血线”。
抗战爆发后，不满13岁的蒋印生放弃安逸优渥的生活，从印度归国参战，在滇缅公路上经历九死一生；新中国成立后成为解放军战士，在部队屡建奇功；转业到重庆后成为国家特级驾驶员；退休后为侨务工作不懈奔走……
如今，他与3000多名战友永远在一起了。
“不当亡国奴，回到祖国去!”
如果没有抗日战争，蒋印生应该一直在国外过着安逸优渥的生活。
蒋印生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华侨家庭，正如他的名字“印生”。清朝末年，祖籍广东的祖父母到印度谋生，成为当地有名的医生；父亲和哥哥也先后继承了祖父衣钵。
“家里有一辆小轿车，父亲和哥哥出诊时，我经常偷偷观摩，9岁就学会了开车。”蒋印生回忆。
1937年，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成为蒋印生人生的转折点。
那时，中国主要港口相继沦陷。1938年修建的从昆明到仰光的滇缅公路，成为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国际通道，成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用于抢运军需物资、运输工业原料和生活物品。
然而，这条国家“战时生命线”急缺大批司机与机修人员。1939年，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向全体华侨发出紧急通告，招募军车驾驶员。
“中国、中国、中国……”蒋印生热血沸腾，一遍遍念着这个名字。“祖国”二字，尽管遥远，却是他懂事起学写的第一个词。
“虽然你生在印度，但你是一个中国人，时刻都不能忘记。”从小父亲就这样教育他。家里每年都要过春节，放鞭炮、吃年夜饭。老人不上桌，小孩不能动筷——中国传统风俗习惯一直保留着。
父亲告诉印生，祖国若是不强盛，海外华侨再有钱，也会被人看不起。
“我是中国人，不当亡国奴，回到祖国去！”未满13岁的少年做出了这一生最重大的决定。
担心父母不同意，他悄悄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这个群体由3000多名青年华侨组成，他们分九批回国参战，蒋印生被安排在第九批。
离家那天，蒋印生只带了两件换洗衣服和一张全家福照片。临走前，他轻轻亲了一下熟睡中的妹妹，心中默念：“爸爸妈妈，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知道你们需要我，但祖国更需要我。”
就这样，一个少年的人生轨迹由此改变。
九死一生
1939年8月，蒋印生踏上归国轮船。由于口岸封锁，他和队友先坐了十多天船到新加坡，又坐了七八天船辗转到广西和越南交界处，再乘火车两天两夜抵达昆明。
蒋印生虽然听不太懂云南当地方言，但走到哪里都受到老百姓欢迎，让他很兴奋。然而，回国的兴奋很快就被战争的残酷取代。
滇缅公路是一条抢修的简易公路。要翻越海拔3000多米的横断山脉、高黎贡山，横穿怒江、澜沧江和漾濞江等激流险滩。
沿途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以仅三米多的单车道居多，若对方有来车，可能会倒车几百米甚至数公里让道。有时候，外轮胎整个悬空，“挂”在悬崖上往前走。
更大的危险来自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遇到日机空袭，躲避不了就下车匍匐在地。”蒋印生回忆说，有一次，一架日机从空中向他驾驶的车俯冲下来，最近时离车头只有20米左右，一连串子弹打在车身上。
为躲避日军轰炸，他们经常晚上行车，而且不敢开车灯。由两个人牵一条4米长、1米宽的白布，车辆跟在白布后面行进。
蒋印生亲眼看到，一个个英俊的小伙子，或被炸掉耳朵、下巴，或失去双臂。有的驾驶员牺牲了，遗体只能匆匆埋在杂草丛生的公路边，连一块墓碑也没有。
蒋印生年龄最小，总是受到大家的保护。
“有一次，我们躲在弹坑里，日本飞机冲下来轰炸，一位年长者把我护在身下，我活了下来，他却牺牲了。”2021年6月，蒋印生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到这里，眼眶泛红。
经国务院侨办和全国侨联确认，1939年到1942年，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运送军需物资50万吨、汽车1.5万余辆以及不计其数的各类民用物资。1000多名南侨机工献出宝贵生命，平均每公里牺牲一人。
在云南昆明西山公园内，矗立着一座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底座上镌刻着“赤子功勋”四个大字，是对这些爱国华侨青年最好的褒奖。
抗战结束后，幸存的南侨机工有1000多人返回南洋。蒋印生想多看看祖国，便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一辈子。
续写传奇人生
留在祖国的蒋印生，开始续写新的传奇。
他先进入国民党部队任驾驶员，后随部起义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藏公路通车后，他和战友负责将物资从成都运送至昌都、拉萨。
沿途山高路险，事故时有发生。
有一次，汽车发生故障，一位战友下车修理时不慎滑入江水中。金沙江水漂着浮冰，又急又险。蒋印生脱掉衣服跳进江里救人，江水将两人冲出去一公里多，他终于将战友救上了岸，蒋印生也因此荣立一等功。
在部队期间，他曾多次荣立一、二、三等功，还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万里行车安全奖章。
转业到重庆一家运输公司后，蒋印生开了20多年客车，被评为国家特级驾驶员。
经过20多年的不断申请，1979年，蒋印生终于实现了多年的理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这一年，阔别父母39年的蒋印生辗转回到印度探亲。父亲和哥哥早已不在人世，80多岁的母亲迎出来，唤着“我的印生回来了”。蒋印生扑通跪下，与母亲拥抱，眼泪止不住地流。
“妈妈，我对不起您……”蒋印生哭得像个孩子，自觉没有尽到儿子的责任和义务。母亲劝他留在印度，他却说：“妈妈，我得回中国。我想一直守在这片战友们献出了热血和生命的土地。”
依托华侨身份，蒋印生积极投身侨务工作。1984年，他在政府支持下创建重庆永川县（现重庆永川区）侨联，担任第一任侨联主席，并连续多届连任副主席,还曾荣获全国侨务工作先进个人。
2015年，蒋印生受邀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在礼宾方队护卫下，在天安门广场观看阅兵仪式。
一枚枚勋章，整整齐齐别在蒋印生的一件西装上，他生前时不时要取出来擦拭摩挲。妻子韩红珍说，那是他最珍贵的宝贝，经常擦，不会有一点灰。
“父亲走得很安详。”蒋印生的女儿蒋英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父亲临终前反复说，与牺牲的战友相比，他很幸运，他感谢所有关心他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