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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溪场是古成渝大道的第一大驿站。

  过去，从重庆府往成都府，人背马驮的，当晚就歇在虎溪场。乡场里十分闹热。茶楼酒馆客栈比比皆是，进出着士农绅商，噪杂着马呜骡叫。其尊卑得失，都以财富多寡为衡量的标准，促使这么个小乡场，日复一日的繁荣昌盛。虎溪场那些街道，都用三尺宽大青石板铺就，分为魁星楼街、大街、糠市、背街和水巷子等，以及不太长的小石桥。街道形状似虎。魁星楼街高距，短促宽圆，形似虎头；大街长而且阔，与水巷子并行，窄巷相连，宛若花纹斑驳的虎身；虎的四只脚为糠市街、背街、新街，或曲或伸；小桥是翘起的虎尾巴，处于溪流低处，铁尾蜷缩，如侧卧水畔。虎溪显然是一只卧虎。街上乡民个个胆大包天，卧榻之旁岂容猛虎酣睡，应该说是很有些胆量的。虎溪场沿街沿河，一律修建成吊脚楼。楼下宽宽的街沿，能摆摊设点，街边民居的门槛逾尺高矮，以便宜于行人歇脚，也可以预防盗贼入户行窃。

  那个时候，虎溪要管辖八个乡场，有陈家桥、曾家、西永、玉屏、土主、走马、含谷，以及本乡虎溪。虎溪乡下面分街道，管理街道的，叫作居民委员会。记得魁星楼街和新街、十八梯为一个居。居委会主任姓谢，是我的一个女同学的母亲，做事极其认真，口才也好，经常喊住那些调皮娃儿，教育得乍眉乍眼的，不为同学们所孺慕。

  大街本是虎溪场的主体，在这里，聚集一切巴蜀乡场因素。庄严与嬉闹、纯洁与肮脏、财富与贫穷，都在大街及其附属巷子里，明目张胆或者偷偷摸摸地进行着。同学间悄悄地做过测试，看看谁喜欢什么、怕什么、讨厌什么，奇怪好同学孬同学都意见一致。邻里之间，最亲的是长辈，最恨的是打小报告的人，最讨厌的和最喜欢的是女同学，最畏惧的是老师，最恐惧的是父亲，最喜爱的是外婆。

  外婆随夫姓陈，娘屋姓伍，开过汤圆铺，也是我家两辈人的主心骨。

  水巷子沿着虎溪河弯来拐去，到了小桥，就戛然而止了。小桥旁汪了深深清水的大井。我到虎溪时，刚八岁，父母都在邻县工作。外婆缠过的小脚变形了，走路歪歪斜斜的，不能使力气。挑水那类事就靠自己。因此，父亲专门打了两只小桶，能装二三十斤，送回来，培养大儿子的劳动意识。挑水经过水巷子，人人见面打招呼，渐渐出了名，说刘英雄儿子如何地勤快。

  糠市街平时静可罗雀，三六九赶场，就非凡地热闹起来了。满街净是卖米面糠谷的。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有人，把手伸进对方袖子里，去讲价钱的贸易方式。他们主要用货币交换。卖掉了货物，收下钱，再用钱买货物。当然偶有以物易物的，互换所无，也算是得其所哉。

  还有一些僻巷，房子很简陋，大多是临时搭建的棚户。一次次往外扩张后，就成院落。居住在街不像街、院不像院的屋里，人会感到某种低贱，不如正街那些居民，比如我外婆，城市贫民且为军属老太太，没得几人敢惹。虎溪既是大驿，居民们当然善于经商办企业。政策一旦许可，坐商行商、小厂店铺，蜂拥而上，在大街两旁，屋下是店、店上住人，非一般僻巷居民可比。

  我的外婆随夫姓改名，叫作陈永卿。陈家是虎溪场大姓，在曾家乡那边建有大祠堂。不允许外姓随意窥视。我一次都没去瞻仰过，庭院深深，不知是否还存在着。

  有哲学观点认为存在的就是美的。

  外婆的汤圆铺子就在魁星楼街的最高处，三张桌子的铺面，能养活一家四口。抗战时期，玉屏山下的全家院子中，聚集了好大一伙文化人。包括茅盾、郭沫若、金山，甚至冯玉祥、张治中，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共产党员胡敏政。他们喜欢到虎溪来赶场，尝尝陈二嫂的汤圆的同时，顺便就把陈家大女婿说动了心，回到村里办化工厂，造白报纸，并筹集活动经费。

  巴蜀小吃中，最糯最甜的莫过于汤圆。其制作工序复杂，用料又极为挑剔：使用上好的糯米，先淘净，经开水冲泡，天天换水，等泡到轻轻用力就能捻碎的程度，才用石磨咿唔咿唔的磨成浆汁；把浆汁装进细罗纹布口袋，整整吊一夜，初初滤去了水分，再取下来，夹在两条反扣的板凳中，压得半干，就可以包汤圆了。汤圆馅儿又必须得用黑芝麻、花生、桔红、桂花、冬条、冰糖、蔗糖和猪油，按比例拌和。讲究也多。黑芝麻超量了，只香不甜，食客会说老板吝啬，舍不得放糖。白糖、猪油放得太多了，只甜不香，极易倒胃口。俚语骂人糊涂，就叫遭猪油蒙了人心子，平时揪筋扯肠的，哪还有什么精明干练。

  外婆绝对是个做汤圆的能手。

  在虎溪场上，一提起陈二嫂的汤圆，那就是一绝。外婆能够煮出一种红汤圆儿。当时乡场上，家家店里的汤圆，雪白圆大不稀奇，只有陈二嫂小铺子卖的，其汤如雪、其色艳红，味道自然甜美，特别招徕顾客。

  雪白汤圆为什么会变红，当然是个小秘密。这个诀窍，外婆没有传给舅舅们，也不传给母亲，意图竟是及身而止！可是有一次，大喜之下失言，才告诉我们，雪白的糯米面搓成的汤圆，下锅后能够煮得颜色鲜红，得自于一个偶然的事件：有一年，大姨爹回虎溪场躲国民党宪兵，又惧怕乡丁捉拿。外婆天天逡下后门石梯坎，去到乡政府大院，替他打探消息。三九某日，外婆着急听来的极坏消息，又惦记着回家，照顾熟睡的么女，忘了收捡后门口晾汤圆面的簸盖儿，白糯米面经了整夜霜冻，次日煮出来的汤圆，就是红红的了。

  重庆解放以后，邻乡陈家桥街旁边修起炮兵学校，年轻的军官们一放营假，就到附近的玉坪、新发、曾家、虎溪河赶场。陈二嫂的红汤圆也是这群军人弄不懂的东西，只得多吃几碗以研究透彻，直到他们中的一位河南人，成了外婆的幺女婿，还是没有弄明白。

  那军人就是我的父亲，生得高大威猛，仿佛能够狩猎虎豹。

  父亲是战斗英雄，军校中队长，本有忙不完的事情。我们三兄妹是外婆一手一脚带大的。这些军官儿女，小镇中人人羡慕，事事避让几分，养成了自命不凡的德性，使她多担待不少。外婆实在是我们家的大功臣。所以，父亲在转业时，部队给出了三个选择，一个是到郑州炮校，二是到贵阳市刑警队，三是下重庆地方支援商业建设，征求外婆的意见。外婆说郑州的冬天冷得会把耳朵冻脱，贵阳山旮旯吃不惯包谷粑，还是重庆坐机关好。于是，父亲选择了到璧山，任县食品公司正经理。

  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外婆跟到邻县，红汤圆铺子关了门。她做汤圆的绝技得以在邻县延续。那些年辰，我家的日子像经了霜，有些寒苦，却是红红艳艳的。家里过年过节、过生日、贵客来临，总要做汤圆吃，吃不完的，晒到屋顶上，晾干了，然后收起。外婆喜欢用石灰缸存放干糯米面，就是在瓦缸底层放石灰，中层用粗纸隔潮，上层搁放各种干货，来保存红汤圆面，以致一年到头，都有红汤圆吃。

  如今外婆老了，除了上牌桌搓麻将，就坐在太师椅上头，指挥着保姆下米、淘菜、煮饭，掰着指头计算一个个家人的生日。早早地催促母亲泡糯米推浆汁，一律不准拿到电磨房去打面，说是机器打的米面晾不红。推汤圆时候，她就搬起一把藤椅守在旁边，把拐杖柱在胸前，眯起眼睛，凝视着转动的石磨旋出糯米浆，仿佛集中精力，在吱嘎的磨面声中，回味那些又粘又甜的过去，头发雪白，脸红红的，活似红汤圆。

  这人，是老来红的么。

  下

  陈家在乡下还有一幢老屋，农村四合院，是外公留给舅舅和前头外婆的。舅舅不很争气，他兜里装得有工资、身外无家庭负担，喜欢饮酒，喝醉之后就六亲不认了，甚至于祸福不分。一次，舅舅在街上的五福居酒馆前吹牛皮，对朋友说，老子的手表有三防，就是防水防电防震动，说着，挽起了袖子，将一块新手表使劲往地下砸，口里喃喃念叨：你们不信，你就看嘛，看仔细了！噹地一声，砸在青石板上，手表摔碎，不走了。舅舅非常尴尬。母亲听说后，骂他是傻瓜，喝多了五加皮酒，就只会发酒疯了，积不起钱财，结果娶不到婆娘。

  虎溪场小酒坊很多，酿出的高粱酒，青丝丝儿亮，渗了揉碎的桂花一泡，又浸成一种淡黄色的稠汁儿，就成了特产挂酒。桂酒为当地祭祀、送礼的上品。过去，乡下人酿好桂酒后，自用或者送给城里亲戚，以备年节时候使用，不上市出售，在商店里买不到的。后来市场开放，有乡人酿了，赶场天摆摊儿，也拿去赚钱，渐渐闻名四乡，老板来贩了卖到各地。

  桂酒呀飘香，飘出了虎溪乡，飘到周围各乡各镇，飘出一股浓浓的乡情。

  陈家老屋前，有两株合抱粗细的桂树，据说是祖辈从湖广移居四川时所手植。每遇中秋花开，叶腋里生出米粒大小的花，黄色花簇的是金桂，花簇颜色粉白的是银桂。金银双桂树木，清香盈野，形似车盖，笼罩有福之家，远近数十里闻名，乡民都说陈家要出贵人。

  那时预备贵人都是男孩，我的大姨、母亲，都没得资格，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舅舅身上。可是怎么才能大富大贵呢？古来富贵人，一是考得功名受皇帝赏识做官，二是经商挣得大笔金钱，三是上山造反得到招安管辖一方。如此上中下三策，陈家子弟忒没出息，考功名怕苦，经商没有头脑，造反胆量小，似乎无人能够真正践行。

  舅舅身材比较矮小，眼睛天生高度近视，且不爱读书，不大像个贵人。乡下人把近视眼称作盲人。他砸手表那事影响极恶劣，附近姑娘再一听陈盲人的绰号，避之唯恐不及，哪里还肯跟他自由恋爱！直到三十五岁那年，他好不容易成了家，娶的还是个带有四个孩子的寡妇。婚后不久，舅舅辞了养路工作，回乡务农。这显然是去跟舅娘当牛做马。辞职时，母亲很劝了他几次，无非讲一讲亦工亦农、辈子不穷的道理，都没有奏效，气得母亲又说舅舅好比茅厕的石板、又臭又硬。

  哪晓得，虽然马无夜草不肥，人有爱好也能致富，凭着贪杯那一技旧好。舅舅回乡以后，重操旧业，竟摸索出整套酿酒的绝招。酿出的桂花酒，酒色红中透亮、入口香冽，抿一小盅儿，顺喉咙滑下肚皮去，胸腹间便升起一股和暧之气，饮者会觉得全身如沐春风。可当时政策规定很严格，不允许私坊酿酒。酒酿得既很少，他膝下继子女又多，日子依旧过得紧巴巴的。待客也就只有一罈酒了。年年的八月十五，我家在陈家老屋团聚，舅舅总要搬出新酿的桂花酒来祭月，三村五里之中，找不出第二个更慷慨的人了。

  那些年辰，舅舅空有一身酿制桂酒的本事，舅娘前夫留下的子女对他又不太孝顺。他们渐渐很有些责怪自己母亲不该改嫁。因此，舅舅到我家中，才来得勤了些。有时候，送来一包新米、十几穗嫩苞谷来，或于极少的几罈桂酒中，拣最醇的背来一小瓮。留他吃午饭，总要先客气几句，经不住母亲一劝再劝，也就开了酒戒。几盅老白干下肚，舅舅又是吟什么诗：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又是要向我传授酿酒绝技。这时，非得用很苦很涩的酽茶，为他解酒不可。舅舅醉酒后，一醒过来，就结结巴巴地向母亲诉苦。母亲照例是劝，劝得激动了，又将退职、摔表的那些旧事搬出来唠叨，很有些怒其不争的架势了嘛。这时，舅舅便垂了头听着，不敢发一言；然后请母亲给他的养子找个临时工作，直等到了满意的答复，才高高兴兴地回去。

  我们两家分属两县，母亲唯一能够关照舅舅一下的，也只是每年帮他买买化肥：一袋磷肥，一袋碳铵。舅舅每年也只在青黄不接时来一趟。送桂酒之外，帮我们做些担煤买米的杂务，他总要找出两样事来做。实在闲了，就在烟盒上画只大白兔，给我和弟妹们玩，说是月宫的玉免儿，下凡跑到家中了。引得弟弟妹妹们嘻哈大笑。这时，他那张满布皱褶的脸，才会露出来一丝儿由衷的笑意。母亲对舅舅的鄙视，原属于君子争礼、小人争嘴类的，只要礼节到了，气也就自然消弭了。

  舅舅酿的桂花酒用料精良，要选江津老白干，或者璧山区出的烧酒，还要求这种烧酒在蒸馏时候掐头去尾，所以酒味醇正，而且芬芳回甜。当地人都称为甘酒。甘之如饴的酒，加了桂花浸泡，一端出来待客，自然香溢店堂。桂花酒的浓度高，喜欢饮酒的人，将酒倾倒碗里，划根火柴就点得燃，能够烧得涓滴不存。早些年辰，有山民购了酒，偷运去云南贵州那些乡村里销售，每斤能获利两元左右。改革开放后，遇了这二十年政策好，舅舅的晚年如枯木逢春，私家小酿办成了桂花酒作坊。去年过中秋，舅舅用小轿车运了一大篓酒，来到我家中。他承包了村里的桂花园，每临月圆，桂花树枝叶婆娑，风景好得很噻。母亲说他小轿车送桂酒是炫耀。大概多喝了陈年桂酒，舅舅又胡吹胡侃：说是桂酒品牌，登记商标就叫作桂魄，出自唐人诗词佳句：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自己酿了酒嘛，那是勤奋，酿造了好日子的玉液琼浆！

  哪晓得世上天算不如人算。

  随着“撤区并乡建镇”，夹在陈家桥区与曾家乡之间的虎溪乡，成为了曾家镇的一个街道。乡场的规模依还存在。可虎溪人估计，随着经济发展，再并镇街，人口自然地往城镇集中，虎溪乡会逐渐降成一个居民点，直至湮没在城市化的楼群之中。

  舅舅的小酒坊被要求拆掉，他又来找母亲诉苦。母亲几句话把他顶回去：你那破庙庙，国家已经给了补贴，人心不足蛇吞象，不晓得拿来修个漂漂亮亮的工厂，改善卫生条件，买酒的也多哒，偏要死守个破庙子！

  听了母亲的规劝，舅舅搬进了新的拆迁房，还用出售酒坊的余钱，在大学城买了门面，做个酒坊，并且自带饮食店，标榜纯家酿桂花美酒，土法生产，工艺十分神秘。酒之好喝，那就不必提了，每日里商贾盈门，商至如潮，差点挤断了门槛。

  舅舅家酒坊开业，虎溪场街貌尽变，恍惚三两年间，发展成典型的大学城市区。

  虎溪人亲眼所见，这一带浅丘，在大型推土机的作业下，先是夷为平地，然后分成块，再拉出街道。都是双向八车道。然后十几所大学校区一齐开工，进出车辆，如沙滩上水鱼虾，密麻麻成片。人在高坡往下看，假如踩下一脚，怕是要踏扁百数十辆。再就是如堆积木一般，一幢一幢的教学楼、办公大楼、电梯宿舍，拔地而起；又像插秧苗，一片一片高大的黄葛树、银杏、小叶榕，齐唰唰地长起。老虎溪场呢？好像拆得不多，还要派个用场，被挤在一个角落，犹如一只睡猫。

  静静的虎溪河，流过了这片土地，在一座座现代化的校园里，盘绕着穿梭着，给大学城带来了灵气。更值得夸耀的，还是舅舅那些虎溪人，从农民变成了市民，从外出打工改变为回乡上班，从小城居民升格为主城居民。

  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变化。

  我曾回乡探看，虎溪场的大街还在，魁星楼拆掉了半截，十八梯挖没有了。糠市还顽强地坚持着。水巷子里不见有人挑水，大水井没填掉，扯上来的井水，仅用于浇菜。我那些可爱的同学们，有的去了重庆，有的四散巴蜀；还有些幸运的，成了大学城的管理者，总是自豪地夸说自己是老虎溪人。

  这座大学城就叫作虎溪，朝日霞光里，一群猛虎头尾相啣，在歌乐山和金剑山之间，尽兴地撒着欢儿。

  虎溪也是重庆城的一条北上西出的捷径，只不过，现在经此出行的，已有铁路、公路和高速公路，成渝大道还在，行人怀旧，即使不一蹴而就，愿意赶车走节节路儿的，还是大有人在的么。

   （文/刘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