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11月6日《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琴 周文冲
刘军一直记得那个下午。
2004年秋天，在北京华侨公寓戴爱莲家中，她与这位“中国舞蹈之母”聊了4个多小时，想在前辈这里找到答案。保姆几次来问什么时候开饭，88岁的戴爱莲都没有结束的意思。这是两人最后一次长谈。
从1984年第一次见面，两代舞蹈家有过多次交集。2023年，刘军以戴爱莲为原型，创排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把抗战时期戴爱莲以舞报国的故事搬上了舞台。
每场演出最后，戴爱莲的照片投影在舞台上空，刘军都在台下鼓掌。她相信，这掌声能穿越时空，戴爱莲听得到。
9月13日在四川省文化艺术中心拍摄的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本组图片均为新华社记者 陈诚 摄
追 梦
刘军初见戴爱莲，是1984年。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招待会上，出访英国的戴爱莲看望华人华侨及各界代表。刘军只有15岁，在英国皇家芭蕾舞学院学习，周末回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食堂遇到了戴爱莲。戴爱莲正和大家手拉手，跳民族舞。她加入，和大家一起跳了起来。
看到眼前的少女，也许戴爱莲会想起年轻时的自己。
戴爱莲祖籍广东新会，1916年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岛（今属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童年时期，在表姐影响下，她开始跳芭蕾舞。11岁时，她已经可以自编舞蹈节目，登台演出。
14岁那年，母亲送给她一本《舞蹈时代》杂志，她在杂志上读到英国芭蕾舞艺术家安东·道林的故事。戴爱莲鼓起勇气，给这位素不相识的艺术家写信。没想到，道林很快回信：“那个学校你不用去了。孩子，到伦敦后，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来找我……”
1930年，母亲带着14岁的戴爱莲坐上客船，几经颠簸抵达伦敦。戴爱莲终于站到了道林面前，成为这位芭蕾舞大师的学生。
半个多世纪后，和戴爱莲当年相仿的年纪，刘军也带着芭蕾舞的梦想，来到伦敦。
9月4日刘军在重庆国泰艺术中心接受记者采访。
1969年，刘军出生在重庆。10岁时，父亲卖掉手表，又向亲戚借了钱，带她坐了48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她考入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学员队，成为一名文艺兵。
在学员队，刘军学的是蒙古舞。部队训练苦，出早操跑步，她累得“感觉心脏都要吐出来了”。一次休假结束，母亲送她上船，想到家里的温暖，她抱着母亲哭，说不想回去了。母亲说：“你自己选择的路，你自己想好。”最后，她还是回去了。
几年后，她被选送到北京舞蹈学院附中代培。附中芭蕾舞老师发现了她的潜质，送她转学芭蕾舞。从此，她与芭蕾舞结下一生之缘。
1984年，英国皇家芭蕾舞学院校长到访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提出挑两名学生去英国深造。刘军有幸被选中。
正是在英国学芭蕾舞期间，她在大使馆遇见了戴爱莲。一年后，刘军毕业演出，站上伦敦考文特花园的皇家歌剧院舞台——那是芭蕾舞演员心中的圣地。大使馆请来戴爱莲，她给刘军带来了鲜花。
“你代表中国登上了这个舞台，我为你骄傲。”她拉着刘军的手说，“我知道你很刻苦，我希望你永远站在世界舞台上，为中国人争光。”
9月13日在四川省文化艺术中心拍摄的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
归 来
“忽然，人丛中出现了驰名全国的舞蹈家戴爱莲，她到北平来还没有公开表演过。今天，她走到战士的面前来，她快活地在一片掌声中跳了个‘青春舞’。”作家刘白羽在《解放军来了——记解放军入城的第一天》中写道。
那一天是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戴爱莲骑着自行车，看到进城的解放军，她把车子往路边一放，和大家一起庆祝。
彼时的戴爱莲，已离英归国9年。
她在英国接受了系统的芭蕾舞训练，师从安东·道林、玛丽·兰伯特、玛格丽特·克拉斯克等顶级芭蕾舞蹈家，还进入尤斯－雷德舞蹈学校学习。
但战争中断了她的学业。1939年，尤斯－雷德舞蹈学校关门。
戴爱莲何去何从？
她决定回中国，回到祖先生活过的地方，用舞蹈为战火中的同胞做一些事情。1940年，24岁的戴爱莲，带着激情与好奇，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回国第一站是香港。她在这里见到了宋庆龄，参与抗日义演，为前线募集资金。在港期间，她还结识了画家叶浅予，两人很快举行了婚礼。
1941年初，戴爱莲夫妇来到重庆。他们拿着宋庆龄的介绍信，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红岩村，见到了周恩来，提出想去延安。周恩来劝他们留在后方，为抗日作出更大贡献。
夫妇俩留在了重庆。此后，戴爱莲成了红岩村的常客。周恩来、邓颖超鼓励她向民间学习，努力发展中国民族舞蹈事业——这句话，成了她后来寻找中国舞蹈之根的起点。
在重庆，戴爱莲第一次目睹了战争。日机频繁轰炸，她一个月内搬了三次家。轰炸过后的街道上堆满尸体，失去父母的孩子们无家可归。她据此创作了舞蹈《空袭》。演出时，台下观众泣不成声。看到穷人走投无路卖掉亲生女儿，孩子被买主虐待，她又创作了现代舞《卖》。她用自己的舞蹈，控诉日军暴行，鼓舞同胞士气。
1944年暑假，教育家陶行知邀请戴爱莲到育才学校开办舞蹈班。学校的学生多为保育院难童，不收学费和生活费，经费十分困难。舞蹈班设在合川草街子古圣寺，条件简陋，草地上铺几块破木板就是练舞场地，伴奏就靠一架破钢琴。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戴爱莲带着孩子们练习跳舞。
她后来回忆那段日子，“吃的是霉米，穿的是草鞋，但我的灵魂很快乐，生命由此充满了生机”。
戴爱莲没能在英国实现自己的芭蕾舞梦，回到战乱深重的祖国，却完成了生命的蜕变。
她结合民族艺术形式创作出《瑶人之鼓》《青春舞曲》等作品，后来又编创了《荷花舞》等经典。新中国成立后，她曾任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团长、北京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院前身）首任校长、中央芭蕾舞团首任团长、中华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前身）首任主席等职。
那个从特立尼达岛出发、没能站上英国皇家歌剧院舞台的女孩，终于用足尖跳出了自己的传奇——成为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2006年，戴爱莲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9月13日在四川省文化艺术中心拍摄的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
圆 梦
在英国的那场毕业演出后，刘军的路越走越宽。
17岁，她作为北京舞蹈学院第一届芭蕾舞专业大学生，代表中国参加瑞士洛桑国际芭蕾舞比赛，获得“约翰逊基金奖”二等奖；21岁，去德国法兰克福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深造；23岁，考入德国柏林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成为该团历史上首位亚洲籍演员。
但柏林不是终点。2012年，刘军回到重庆，受邀组建了西南地区第一个专业芭蕾舞团。她也从芭蕾舞演员转型为舞剧导演。次年，舞团推出原创芭蕾舞剧《追寻香格里拉》。2016年，这部剧参加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拿到银奖。重庆市民宗委领导对她说，这个剧很好，希望再推一个这样的原创剧，融合民族、芭蕾和重庆元素。
带着这三个要求，她请教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北京舞蹈学院的专家。他们异口同声：你为什么不排戴爱莲？
刘军问自己，我能吗？我能做到吗？
尽管人生命运与戴爱莲数度交织，她从未想过要排戴爱莲的舞。舞蹈史专家告诉她，戴爱莲在重庆深入挖掘民族民间舞蹈，并通过“边疆音乐舞蹈大会”，推动多个民族的民间舞蹈以现代舞台艺术形式集中呈现。她本人又是芭蕾舞演员——还有比这个故事更合适的吗？
戴爱莲的故事，终于要由她曾经影响过的后辈来讲述了。2021年7月，这部舞剧入选国家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
刘军开始研读戴爱莲的故事。她请来历史学家周勇作为舞剧的文学顾问。
1945年秋，戴爱莲前往康定，踏上寻觅民族舞蹈的路程。在康定近两个月，她拜格桑悦希为师，学习巴塘弦子，像孩子一样着迷地请当地人跳舞，虚心研究动作。
回到育才学校后，戴爱莲开始筹备边疆音乐舞蹈大会。1946年3月6日，大会在重庆青年馆正式公演，连演8场。瑶、彝、羌、藏、维吾尔、汉，6个民族的10余个舞蹈，第一次以独立的剧场形式同台呈现。“边疆舞”随后风靡重庆、上海、北平等地。
读这段史料时，刘军想到，戴爱莲去康定采风、把民族民间舞搬上舞台，不是一时兴起。
早在英国时，戴爱莲就发现，能看到印度舞、日本舞、埃及舞，却看不到中国舞。她想让世界看到中国舞。而在红岩村，周恩来也为她指出了这条路。
刘军认为，如果没有遇到周恩来，戴爱莲可能仅仅是一位舞者，不会有后来的成就。
舞剧在戴爱莲真实经历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虚构了共产党员“轩”这一人物，以其串联抗战历史与主人公的精神成长。
在“轩”的引领下，女主角“莲”从一位归国艺术家，一步步走向民间、走向民众。
育才学校的这段历史如何再现？舞剧中，“莲”在残垣断壁间的临时教室里，不仅传授芭蕾舞，还将风格各异的民族舞蹈带入课堂，孩子们认真模仿着她的动作。艺术不仅给孩子们带来精神的慰藉，更穿透战争的阴霾，成为他们心中的希望。
边疆音乐舞蹈大会是舞剧民族元素的重要体现。刘军把这场大会凝缩成一场募捐义演：“莲”身着苗族服饰，与汉、藏、维吾尔、苗等民族的舞者同台，藏族的水袖叠在芭蕾的大跳上，维吾尔族的移颈融进群舞的节奏。
义演被轰炸中断后，孩子们在废墟上跳起小马战舞，烛光在人群中传递……
创作初期，刘军一直想把川江纤夫的形象融进舞剧，但不知道怎样设计，直到她看到一张“重庆大轰炸”的历史照片：重庆军民用绳索、扁担等工具，把击落的日军战机残骸拖到市中心展示。
她有了灵感，设计出“拖飞机”的场景。演员化身纤夫，共同拖拽那架敌机残骸；“莲”则身着红舞裙，跃入舞台中央。立起来的红舞鞋，象征着中国人挺立的、压不垮的脊梁。
舞剧的尾声，她将戴爱莲1950年参与创作的《和平鸽》意象前置，融入抗战胜利的欢庆场景。舞台上，“和平鸽”翩跹起舞，舞者们立起红色足尖，扇动着雪白翅膀，期盼着新的时代。
舞剧名中的“红菱艳”就是红舞鞋。刘军说，早年有一部英国电影《红舞鞋》，中文译名叫《红菱艳》，讲的是芭蕾舞演员的故事。“红舞鞋很有芭蕾舞符号的象征意义，所以用在了这里。”
作为总导演，刘军与戴爱莲再一次跨越时空，在舞剧中相见了。
9月13日在四川省文化艺术中心拍摄的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
初 心
“我们用三年时间演了130场。”说这话时，刘军的语气里带着几分骄傲。
《归来红菱艳》首演时，她想的就是先完成国家艺术基金规定的5场结项演出。没想到首演后，加演了一场又一场。截至目前，《归来红菱艳》已演出130场，观众超12万人次，20余国驻华使节观演，获第十五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剧目”、抗战胜利8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等荣誉。
这部剧为什么能演这么多场？她觉得，真实的故事是打动人的关键。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原院长陈家年说，这部剧填补了一个空白——中国做了这么多年芭蕾舞剧创作，终于创作出一个有原型的、有力量的人物。
2026年8月，在北京中央歌剧院演出后，有观众给她发来长长的观后感：“这不仅仅是一部舞剧的成功，更是文化自信的一次生动表达。它告诉我们，无论走得多远，根始终在中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爱国的情怀永远是最动人的旋律……”
演出多，不代表日子就好过。芭蕾演出市场还没有培育起来，单靠卖票，舞团举步维艰。
刘军说，她终于理解舞团刚成立时，一名记者问她的那个问题：芭蕾舞有市场吗？会有观众来买票吗？
“我当时觉得，怎么还能提出这种问题。这话我记了10多年。现在发现，还真是如此。”她苦笑着。
刘军当年决定回重庆，朋友们都不看好重庆的市场。她是带着理想回来的，就想做有挑战的事，她想让家乡的孩子，不再像她小时候一样，坐48小时火车去外地学芭蕾舞。
父母跟她说：“你去哪儿我们都支持你。不要因为我们在重庆，你就必须在重庆干。”但她还是留在了重庆。
《归来红菱艳》之后，刘军还有很多事要做。她记得戴爱莲对她说过：“跳人家的天鹅湖，人家记不住你。”她的梦想，是做出更多中国自己的原创舞蹈作品。“我们有很多文化IP，现在缺的是原创力。”刘军说。
9月13日在四川省文化艺术中心拍摄的芭蕾舞剧《归来红菱艳》。
对 话
北京华侨公寓2004年那天午后长谈，戴爱莲和刘军说了什么？
那次，刘军是带着困惑去的。她当时还在德国柏林国家芭蕾舞团。舞团里有人总问她，你什么时候回家？言外之意，你多待一天，就多占着一个德国舞者的岗位。
戴爱莲那天并没有劝刘军回国。她问刘军，你还记得毕业演出那天，我和你说了什么吗？戴爱莲说，我希望你永远可以站在国际舞台上，像那天晚上一样，代表我们中国人，代表中国新一代芭蕾舞者的形象。
也许，当时的戴爱莲，觉得刘军还不到回来的时候。
刘军曾问过戴爱莲为何作为芭蕾舞者却编排了《荷花舞》《飞天》等。戴爱莲回答，芭蕾舞是我的专业，民族民间舞是我的热爱。
刘军明白了戴爱莲的意思。初到英国，刘军面对一众金发碧眼、大高个的芭蕾舞演员很不自信，英方校长却组织皇家芭蕾舞学院所有学生看她跳蒙古舞，得到大家热烈掌声；去瑞士洛桑参赛，她自己编舞，把《牧民新歌》的蒙古舞融入芭蕾，一举捧回了银奖——那支曲子她太熟了。小时候在少年宫学跳舞，父亲常吹笛给她伴奏。
“戴先生讲的很多话，当年的我理解不到今天这个程度。只有今天走上了这条路，才知道它的价值。”刘军说。
回国后，她推出的第一部剧就是原创芭蕾舞剧《追寻香格里拉》，这是一部将芭蕾舞与藏族民间舞元素结合的芭蕾舞剧。
“她没有教过我一天跳舞，我在北舞时也没有遇到她。但是在我人生的课堂里，她就是我的导师。”刘军说，戴先生给她打开了一个更开阔的眼界、更宽广的思考方式。
那天下午，戴爱莲和刘军谈自己的人生经历，谈感情、谈她的初恋。刘军听着，很羡慕戴爱莲身上的那种纯真，那种一生未变的敢爱敢恨。她觉得，戴爱莲有一颗温暖的心，骨子里也有一种硬气，就像《归来红菱艳》中展现的那样。
那天，戴爱莲也给刘军提了个问题：“学芭蕾的终极意义是什么？”
刘军反复问过自己。在世界舞台上为国争光，把少数民族舞蹈搬上舞台……刘军说，答案还不止这些，她将一直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