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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如翠屏，绿水含烟。
走进镶嵌在大巴山腹地的明珠——城口，土城红军老街的青石板路，刻满了秦巴古道的烟火记忆；悬挂在屋檐下的斗笠，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1929年6月，城口树起地方红军的旗帜，之后成功解放县城；1933年，城口又迎来红四方面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这里由此成为重庆第一个由地方红军解放的县，也是唯一一个成建制建立了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老区。
不只城口，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大主力红军曾先后进入重庆境内，开展武装斗争，传播革命真理，播撒革命火种，留下了光辉的战斗足迹，书写了红军长征史和重庆革命斗争史上的辉煌篇章。
红一军团 挺进綦江
青山环绕，水流潺潺……走进綦江区石壕镇，入眼是一座石木结构的风雨廊桥。
1935年1月21日，红一军团将士列队穿过这座3米宽的小桥，自贵州松坎进入四川綦江（今属重庆）。这座小桥自此烙下长征的印记，被后人称为“红军桥”。
赵启梅，石壕镇石泉村村民，是当地培养的一名红色讲解员，常常带领着游客“重走长征路”。在她的讲解下，綦江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石壕红军烈士墓、红军长征宿营遗址群、红魂园等景点，穿透历史的烟云，在新时代闪耀着熠熠光芒。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为防止川军进犯，保卫遵义会议胜利召开，1935年1月15日，红一军团一师二团在团长龙振文和政委邓华率领下，向綦江羊角进发。行进途中，红二团与刘湘二十一军模范师三旅八团三营一连相遇。经过激烈战斗，红二团将敌军击溃，并俘虏20多人。同一天，红二团先头部队还与贵州松坎盐防军有过一次战斗，将敌军击溃。由此，红二团在綦江抢占了羊角一线的有利战略位置，形成了护卫遵义的最北一道防线。
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次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兵分三路向赤水进发：左纵队（三军团主力）从遵义地区急行军，迅速脱离追敌；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纵队（九军团、军委纵队及五军团）从桐梓城北，翻马陵岗进发赤水；右路纵队（红一军团全部）则从松坎进占綦江石壕，造成佯攻重庆之势，牵制川军兵力，然后迅速转道赤水。
1935年1月21日早晨，红一军团以红一师作前卫，红二师作后卫，于当天下午到达綦江石壕。当日上午，从綦江羊角出发的红二团也奉命赶往石壕。
红一军团在綦江期间纪律严明，不扰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分浮财，把粮食和衣物分给缺吃少穿的贫苦农民。红军战士还主动为乡民劈柴、挑水、打扫院落，赢得了人民的拥护。群众主动为红军带路，青年纷纷参加红军。从此，“石壕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不拿东西不拿钱，走时地下扫干净”的歌谣便在綦江民间广为流传。
1月22日凌晨，红一军团从石壕出发，经高石坎、梨园坝等地进军赤水。当川军二十一军等军阀部队尾随追击而来时，红一军团已经“一渡赤水”。
此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于1935年10月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胜利完成了伟大的长征。
红二、红六军团 酉阳完成会师
一隅英雄地，两路铁流汇。
从酉阳县城出发，一路翻山越岭，车行1个多小时后，便可抵达南腰界。
这里曾经的“猫洞大田”，见证着那段激动人心的红色往事。
1933年6月，原井冈山根据地的红军赤卫队、游击队经发展壮大，合编成立红六军团。
1934年8月7日，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战湘、桂、黔广大地区，并于同年10月24日抵达贵州印江木黄，同前来接应的红三军会师。
在此之前，红三军在贺龙、关向应等人的率领下辗转来到南腰界，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特区，为和红六军团会师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主力与红三军从木黄兵分两路向酉阳南腰界转移。川黔边独立团和唐家溪游击大队连夜在小溪搭起浮桥，迎接红六军团。南腰界区革命委员会组织干部在南腰界附近村庄为红六军团划驻地，并动员苏区人民腾房、让铺、筹粮、送菜，让远道而来的红六军团指战员吃好、休息好。
1934年10月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所属部队指战员8000多人先后到达南腰界。随后，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召集两个军团领导人在红三军司令部开会，决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统一行动，立即展开湘西攻势，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同年10月27日，红二、红六军团在酉阳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了会师大会。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1934年10月28日清晨，红二、红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地区发动攻势，先后占领永顺、桑植、大庸、桃源、慈利等县的大部分地区。
1934年11月26日，根据中央指示，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湘鄂川黔省军区等机构成立，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贺龙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标志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
1935年1月至8月，红二、红六军团粉碎了敌人80多个团的“围剿”，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主力开始长征，红十八师留守根据地牵制敌人。同年12月，红十八师先后转战酉阳、黔江、彭水等多地，于1936年1月9日回归红六军团建制。
如今，走进南腰界镇南界村的红军街，“红三军油印办公室旧址”“红三军宣传队旧址”等标牌随处可见，院墙上“活捉冉瑞廷，替为革命而牺牲的工农群众复仇”的红军标语苍劲有力，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
距离红军街不远处的余家桶子，是红三军司令部旧址所在地。走进院内，石木结构的吊脚楼庄严肃穆，警卫班、参谋处、通讯科、湘鄂西中央分局办公室等机构映入眼帘。
“这些都是根据革命前辈重返南腰界时的回忆复原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文旅委相关负责人称，近年来，酉阳以加快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酉阳段）为契机，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全方位挖掘苏区精神和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传承红色基因，激活红色文化资源，推进新时代武陵山区乡村振兴及红色旅游繁荣发展。
其中，南腰界景区正依托红军寨、红军街、红三军司令部旧址、红三军政治部旧址等，统筹整合相关文物及文化资源，以点串线成面，打造以“红色旅游为主线，多种产业协同发展”的全国红色经典旅游景区，并申报创建“南腰界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为强县富民现代化建设注入红色动能。
红四方面军 解放城口
从城口县城出发，经城万快速路，记者驱车沿九重山盘旋而上，快到盘山公路的尽头，一个用夯土墙建成的农家小院出现在眼前。
“这里就是时任农民起义军总指挥李家俊练兵的地方。”随行的党史专家、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处长文俊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把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农村。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李家俊等人在川东组织起农民武装起义。
1929年4月27日，在李家俊的带领下，这支农民武装发动了固军坝起义，成立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并于同年6月改编为城万红军。
1930年1月，城万红军被中共四川省委改编为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亦称川东游击军）。同年3月21日，川东游击军兵分三路，一举攻占城口县城，后遭到当地军阀刘存厚的多次“围剿”，终因寡不敌众，退出县城。
之后，王维舟重组川东游击军。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打破军阀历时四个月的“三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于1933年8月中旬至10月底，接连发动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和宣（汉）达（县）三次战役。
其中，宣达战役历时11天，红四方面军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三座县城和城口大部分地区，共歼敌六个团，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在这次战役中，川东游击军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为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和红军主力部队的发展壮大以及扩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川东游击根据地与川陕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川东游击军也发展到1万余人。
1933年11月2日，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至此，红四方面军发展到5个军，共8万多人。
随后，国民党军发起“六路围攻”，企图在“三个月之内肃清川陕红军”。红四方面军在反“六路围攻”作战中，于1934年6月15日解放城口县城。同年9月2日，中共城口县委正式成立，9月15日城口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并建立起6个区、21个乡、80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形成了完整的县、区、乡、村四级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
“随着党组织和政权组织的建立和完善，苏维埃运动在城口得到迅猛开展。”文俊表示，红四方面军在城口作战期间，人民积极组织起来，从各方面支援红军，为长征作好战略物资和人力准备。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城口县农民向红军主动捐粮20多万斤；青壮年更是踊跃参军，共有3000多人参加红军和游击队、500多人参加长征。
为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发起陕南战役，城口境内的红军先后撤离。同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顺利渡过嘉陵江，开始了长征。
值得一提的是，红军撤离重庆境内后，尽管国民党军阀和地主还乡团对革命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但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
坚持艰苦斗争。在酉阳，黔东独立师川黔边独立团副团长符功荣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后，返回家乡，卖掉自家的田地，购买枪支弹药，组织起一支30多人的游击武装，坚持斗争，时常给南腰界的还乡团以有力打击；在秀山，巴盘乡苏维埃主席黄治安带领自卫队员打击地主武装，坚持斗争长达三年；在城口，留下的部分红军战士、游击队武装，以及大批共产党员、苏维埃政权干部，继续战斗在大巴山，与反动派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
保护红军标语。红军离开后，为保护红军标语，重庆人民运用自己的智慧与敌人展开了巧妙的斗争。有的用食盐、石灰等涂抹后，再用黄泥巴盖起来；有的用炭灰、烟墨直接涂抹掩盖标语。巫溪的红军标语“红军为穷人得到土地粮食和平而战”、城口的红军标语“人民好坐江山”等都被当地人保留了下来。
保护红军文物。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反动派强迫人民交出和销毁红军用过的实物，妄图消除红军对当地人民群众的影响。人民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保存了大量使用过的实物。酉阳游击队员冉隆昌就将战斗中用过的一把刻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钢刀保存了下来。酉阳保留下了红军使用过的怀表、綦江保留下了“蒋介石是帝国主义走狗”宣传画等。
“三大主力红军先后进入重庆境内，分别完成‘家底’积攒、先遣队任务、策应中央红军转移、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牵制川军兵力等战略任务，传播了革命真理，宣传了党的主张，播撒了革命火种，为重庆革命斗争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文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