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一支队伍翻雪山、过草地，用双脚把绝境走成生路。

  三十年前，另一支队伍从瑞金出发。他们是一群年轻的企业职工，骑着自行车，沿着红军的足迹，重走长征路。那一年，国企改革风急浪高，企业正处在突围关口。两个轮子，把历史书上的长征，驶进企业突围的现实；也把一个朴素的念头带在路上：路要自己走，关要自己闯。

  三十年过去，车轮早已停下，路还在延伸。当年的年轻人，今天怎样了？那家企业，是否走出了自己的“雪山草地”？长征精神，是留在纪念册上的词，还是仍在一次次的选择里发光？

  人物：杨军

  年龄：53岁

  身份：骑行队队员，现重庆飞亚实业有限公司设备维修工

  2026年初秋，重庆飞亚实业有限公司厂区。

  我们见到杨军时，他正蹲在一台传输机械臂控制柜前。万用表夹在手指间，眼睛几乎贴在接线端子上。旁边年轻的操作工站在一米外，不敢出声。两三分钟后，他直起身：“接触器触点氧化了，换一个。”

  声音不大，语气很平静。

  三十年前，这个蹲在控制柜前的人，曾骑着自行车翻越折多山、穿过松潘草地，踩着车轮走过长征路。历时六十六天，行程六千公里。

  我们说明来意。他点点头，摘下手套，领我们往车间外走。找到一个安静角落，他靠着墙站定，两只手习惯性地在裤子上蹭了蹭。

  “为啥一个岗位待三十年？”他重复了一遍我们的问题，想了想，“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都走下来了，我这算什么。”

  说这话时，他眼睛看着远处刚换下来的那个接触器，像在看一件旧物。然后他慢慢讲起了三十年前的事。

1996年，23岁的杨军是队伍里最年轻的队员。图为杨军在延安留影。

  1996年5月14日，江西瑞金沙洲坝。23岁的他穿着运动装，站在十人的骑行队伍里，是队里最年轻的队员。那天，是飞亚实业公司与新华社四川分社联合策划的“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飞马’味精质量万里行”活动出发的第一天。85岁的老红军顾玉情把队旗交到队长周海明手上。接过队旗，全体队员跃上自行车，踏上那条路。

  “重走长征路的消息出来，上百人报名。”杨军回忆说，“体能测试，骑行训练，一轮一轮筛下来，最终仅10人确定下来组成骑行队。到了出发那天，别提有多骄傲。”

  我们问他：“那么多人，为什么最后是你？”他没直接回答，只说：“那时候年轻。”

  但最年轻、身体状态最好，真正骑上那条路，他仍然感觉吃力。三湘大地室外气温居高不下，折多山终年积雪的严寒，松潘草地海拔三千五百米缺氧的煎熬，每一样都在消耗他。

  “骑不动的时候，就想出发那天老红军授旗的手。八十多岁了，还很有力。”

  而征途中，父母的来信，更是成了他撑下去的理由。信里主要是鼓励，也藏着担心。父母在信中写道：“学习红军精神，磨炼坚强意志”——这句话，他记了三十年。更让他没想到的是，父母以前不爱看新闻，自从他参加活动后，天天守着电视看新闻，就想知道儿子走到哪儿了。

  路上最险的一次，是在西昌往康定走的途中。突降暴雨，泥石流把队伍分成了两截，前面五个人、后面五个人，彼此失联。那一晚，谁也没睡，都在往康定赶，直到集合。“当时不觉得害怕，事后回想才感到后怕。”

  也是在那段路上，他亲眼看到队友彭道华在下山时自行车刹车失灵，连人带车摔下山坡。自行车摔坏了，人受了伤，但彭道华咬牙不肯退出，坚持走完了全程。

  历经六十六天，车队顺利抵达延安。但这，并不是终点。回到公司，他回到了他的设备维修班。一切如常，一切向前。只是他没想到，从此的三十年，就和那条路紧紧联系在一起。

骑行队员在云南和贵州交界处留影。

  我们跟着他往维修班走。路过一排发酵罐，他脚步放慢了，指着其中一台说：“这台我修过。”又往前走几步，“那台也修过。”语气平淡，仿佛在介绍老邻居。

  他说，公司最红火的时候有三千多人，维修班就有十多人。设备大多是机械式的，故障好判断，听声音、看振动、摸温度就能排查。可在不少人眼里，这些活又脏又累，杨军却沉下心来，一干就是许多年。

  “以前遇到喊去修车，心里毛躁。长征回来以后，更积极了，感觉这也没得啥子。”他说，“你对机器好，自己才轻松。”

  后来公司转型升级，设备一茬茬更新，维修班的人员也从十多人缩减到七个人。有的退休，有的转岗，他留了下来，成了维修班班长。

  智能设备刚进厂那几年最难。电路图全是英文和符号，故障代码跳出来，几个人围着控制柜翻说明书，翻半天找不到问题在哪儿。老办法不管用了，听不见声音，摸不到温度，连“哪里坏了”都看不出来。

  “每遇到难题，就会想这和那时的长征路一样。”他说，“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你必须往前走。”

  我们问他，这些年设备更新这么快，有没有觉得学不动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学不动也得学。设备不会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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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间里现在有一台全自动包装机，我们跟着他走过去。他刚处理完一个故障，起身后还是用手摸了一遍机器外壳。旁边年轻操作工问他：“杨师傅，都修好了你还摸什么？”他说：“听声音，修好的机器声音是顺的。”

  这个习惯是从1996年来的。那时候骑自行车，链条松了、刹车蹭了，都是靠听、靠摸、靠感觉。那条路上没有修车铺，只能自己判断。

  快结束时，我们提出想看看当年父母给他的那封信。他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信纸已经发黄，折痕很深。他小心翼翼地展开，指着其中一行给我们看——“学习红军精神，磨炼坚强意志”。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他把信折好，放回袋子里，说：“就是干活。一台修完了，下一台又坏了，再修。”

  采访结束，挥手间，杨军转身走回车间，蹲在了一台控制柜前。万用表重新夹在手指间，眼睛又贴了上去。

  三十年前他骑在自行车上翻越折多山，如今他蹲在控制柜前排查故障。姿势不一样了，路不一样了。但蹲得住、不声张、往前走的那股劲，是同一条路上带回来的。

  那条路，九十年前的红军用草鞋走过。三十年前的杨军和队友用自行车走过。

  如今，他在维修班里，用每一天的蹲守继续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