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时年90岁的周永林嘱儿子周勇前往白公馆祭奠黎又霖烈士，并拿回黎又霖烈士遗像和遗诗（复制件）。（受访者供图）

  近日，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在荧屏热播，在网上掀起了对隐蔽战线的“考古热”。事实上，在重庆解放前夕，无数的地下党工作人员活动在重庆，将他们搜集的情报及时传递给党组织，为重庆的胜利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中，有这样一个人，他本是怀揣“柑橘专家”梦想的农学才子，却在国家危难之际毅然转投革命洪流；他精通经济、擅长经营，游刃于重庆工商金融界，真实身份却是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就是重庆隐蔽战线革命者周永林。

  “我父亲的身份，也是1956年才公开的。”10月14日，周永林的儿子、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教授向记者讲述了那段尘封已久的烽火岁月。

  研究柑橘的学者转行“经商”

  “这张照片，是1937年父亲在秘密学联时和同伴参加抗日宣传活动的合影。”周勇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泛黄的照片。

  何为秘密学联？“父亲本来是学农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研究柑橘的专家。”周勇说，父亲还爱好文学，常和志同道合的同学到发表进步思想文章的报馆玩耍，接触了不少进步文章。1936年，他加入了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简称秘密学联），成为首批主要成员之一。

  1938年4月，周永林年满18周岁，经党组织批准，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便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按照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要求，隐蔽下来。抗战胜利前夕，加入中共重庆统战工作组，专事经济统战和情报工作。

  “当时，我们需要有人‘打入’金融界、经济界，搜集重庆政治、经济情报。特别是要稳住资本家不要外逃，资金不要抽逃，留下来用于新中国建设。经党组织批准，父亲进入均益公司做了一名高级职员。均益公司主要经营银行、饭店、房地产及各种贸易业务，生意很大。”周勇说，他的爷爷与均益公司董事长董其康之父是世交。有了这层关系，父亲周永林很快便成了均益公司的“红人”，逐渐担任公司总务主任、地产部经理。

  1944年，经南方局的安排，周永林又担任《商务日报》主笔、《国民公报》社论委员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四川分会的总干事。这样他就有了经济界、新闻界人士的公开身份，按照董必武同志提出的“在商言商”隐蔽策略，让他很好地“混迹”于工商、金融界的大亨和社会名流中。

  周勇说：“由于工作的关系，父亲在商场上赚了不少钱，这让有些同志误以为爸爸去发‘国难财’了。其实，父亲暗中又把挣到的钱通过各种方式交给了党组织。”

  几次曾险些落入“虎口”

  “父亲曾经形容说，他们‘当年搞地下工作就是把脑袋提起来干，还要把伙食费带起’。”周勇说，父亲几次险些落入“虎口”。

  1948年，时任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的刘国定被特务逮捕后叛变，随后一大批地下党员被捕入狱，其中就包括当时周永林的直接上级——川东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

  1948年12月14日，坐牢8个月的李文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要求“坦白情况”，供出了16位同志，周永林就是其中之一。

  那是冬天的一个傍晚，特务到周永林的公司来抓人。

  “那晚，老板还在加班，我也陪同在旁。老板的‘长随’（即跟班仆役）王道生突然跑上楼跟我说，楼下有人打听我在不在，说要在我手上买房子。王道生一看那人神色不对，又一想，天都黑了买什么房子，肯定不对头，于是就谎称我已经走了好久了。”周永林生前曾这样描述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当时父亲知道肯定‘出事’了，便立马从后门悄悄离开公司，连夜避难到了四川内江，躲过一劫。”周勇说，但周永林的不少战友却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屠刀下。比如，统战工作组成员黎又霖，他曾经的上级陶敬之、胡有猷三人，就牺牲于重庆解放前夕的“11·27”大屠杀之中。

  对父亲的这段经历，周勇印象极为深刻，他还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叫《父亲牵挂歌乐山》。文中有一段话令人动容：“10年前的‘11·27’前夕，已经90岁的父亲对我说：‘我走不动了，你要去歌乐山看看黎又霖、陶敬之、胡有猷他们。’在这块浸透了烈士鲜血的地方，有五个人与父亲直接相关，他在晚年多次讲起这些事情。当年，父亲只是战斗在隐蔽斗争一线的一名普通党员，但他对那段历史守口如瓶。不论是他写的，还是对我们讲的，都只是一鳞半爪。”

  革命精神需要代代相传

  作为隐蔽战线成员，即便是对身边最亲近的人，周永林都三缄其口。

  “爸爸妈妈是1950年在解放碑下认识并结婚的。”周勇说，重庆解放初期，当时的经济残破，民生凋敝。当年3月，党组织派周永林去筹建重庆市第一家国营零售公司，担任第一任经理。那年，周勇母亲刚从重庆重华学院会计系毕业来到重庆零售公司从事统计工作，其任务是每天负责把整理好的各种报表、统计资料送到经理室，请周永林审阅。就这样，他们相识相爱了。

  周勇的母亲也曾有疑虑：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家庭条件、经济条件都很优越，怎么30岁还没有结婚？

  “父亲当时之所以没有结婚，是党的纪律，也是他被迫作出的人生抉择。”周勇说，那时的隐蔽斗争十分残酷，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在斗争最严酷的时候，党组织要求年轻党员不许谈恋爱。周永林下定决心，重庆不解放，决不谈恋爱结婚。

  周勇称，隐蔽战线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英雄们的事迹长期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尽管这些隐匿在历史迷雾中的英雄鲜少被提及，有的后来还忍辱负重，他们的名字或许永远不会被大众所熟知，但他们所作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这段历史理应被更多人知道。

  让他难忘的是2009年“11·27”纪念日前夕，已经90岁的父亲周永林最后一次祭扫了他的战友们后，他把所有孩子们叫到一起，平静地说：“我走不动了。以后每年你们都要去歌乐山献花。再以后，你们的孩子也要去，都要去！”

  那时，已经是党史专家的周勇体会到父亲的深意：革命精神怎样传承？就在后代们背诵烈士绝命诗的琅琅书声中；就在爷爷给孙子、爸爸给儿子讲述的那些平凡而又很不平凡的故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