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山双堰塘：三峡地区早期巴人的“神秘聚落”

文\夏显虎

巴人在峡江地区是否有过较大的中心聚落，这是人们一直关心的话题。巫山双堰塘遗址的发掘成果表明，远在西周中晚期，大宁河深处的大昌宽谷一带，就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的早期巴人中心聚落。有学者认为，从规模和功能来看，这个中心聚落有可能是人们苦苦寻觅的“巴墟”。

巫山，重庆库区的东端，长江由西而东横穿巫山县境南部形成巫峡，大宁河则自西北向东南纵贯巫山县境北部，而形成著名的小三峡。

双堰塘，就隐藏在神秘莫测的大宁河深谷之中。

双堰塘遗址是偶然被发现的。

1957年，原四川省博物馆川东调查组在巫山大昌双捻塘（今双堰塘）发现了该遗址，始称“大昌坝遗址”。1958年，为配合长江三峡水库文物调查，原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等组成长江三峡水库文物调查队，再次复查和认定为“大昌西坝遗址”。1987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四川工作队复查了该遗址。1992年，原四川省文物考古部门进行了复查和试掘。1994年，基于复查和试掘的成果，正式命名为“双堰塘遗址”。

1995年，双堰塘遗址进行了较大面积发掘。1997年，原中科院考古所长江三峡工作队、原巫山县文管所联合对双堰塘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发掘。揭开约半米厚的灰褐色现代耕土层后，近现代扰土层露出，这是一层厚约0.2米的红褐色黏土，内含较多近现代陶瓷片。考古人员继续往下揭开红色的近现代淤土层，近现代和明清时期的陶瓷片错杂其间，其中，还包含少量西周陶片。

当手铲继续小心翼翼往下挖掘时，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在这层厚约0.45-0.8米的灰黑色硬黏土中，混杂着大量西周时期的遗物！

西周（前11世纪——前771年），正是早期巴人活跃于峡江地区的时段。

考古人员希望有更多的发现，他们继续向下挖掘，结果却令人失望。在西周文化层下，是一层0.1-0.4米厚的黄褐色准生土层，内含物极少，偶见零星碎小的西周陶片。这层黏土之下，就是大宁河古河床的砾石层，说明在西周之前，双堰塘区域尚无人生活。

此次发掘共出土陶器残片数万件，主要为夹砂和泥质两大类，而以夹砂陶居多，占总数80%以上。夹砂陶多为红褐陶、灰褐陶、灰黑陶，泥质陶有灰陶、红陶、黄褐陶、黑皮陶等类，其中黑皮磨光或灰皮磨光陶的制作相当精致。

经判断，这些数量庞大的残陶片是花边口沿罐、罐、鬲(lì)、豆、盆、钵、簋(ɡuǐ)等器物的遗存。其中，花边口沿器（罐、盆等）和尖底杯、尖底盏等是具有极浓西周时期巴文化色彩的器物，豆、鬲等中原或楚文化器物在制作上也赋予了较浓的巴文化色彩，说明双堰塘遗址在这一时期虽有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影响，其主流却是本土巴文化。

此次发掘除确认双堰塘遗址为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西周时期巴文化遗址外，另一重大发现是，双堰塘遗址还有残窑2座、建筑烧土块、坑洞、沟槽、铜器28件（镞、刮刀、鱼钩、锥、残口器等）、零星铜渣、铜矿石块、小件玉器、铅条形器等。其中，坑洞和沟槽呈直线单排排列，应是拦河一类设施，并且该遗址分布范围在10万平方米之上，说明其不是普通的小型聚落居址，而是具备复合功能的大型聚落，很可能是早期巴人活动的中心聚落，甚至与文献记述的古庸国或夔子国都城有关。

历史文献考订，从武王伐纣灭商起，到西周中期，今重庆万州区以东、巫山县以西地区均属庸国（前611年被楚、秦、巴国联合剿灭）。西周末之春秋中期，巫山县一带属楚国国君熊绎六世孙熊挚后代所建的楚的子国——夔子国（前634年为楚国所灭）管辖，双堰塘遗址出土的巴文化遗存中间杂有中原文化和楚文化形制的器物，恰好佐证了这一史实。

1998年，双堰塘遗址继续进行大规模发掘。此次发掘出土的陶器如花边口沿器（釜、罐等）、尖底器（杯）和刮棱鬲足（包足鬲）等仍然是该遗址最具特色的主流器物群组，而新发现的坑洞遗迹与上一年发现的坑洞应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应是拦河固堤的设施——若其确认，将是重庆库区最早水利工程文化的实物证据。

1998年的发掘成果不仅进一步确认双堰塘遗址是西周文化极为发达的聚落遗址，也是一处汉代聚落文化繁荣发达的重要遗址。

1999年，考古工作队对双堰塘遗址西周文化遗存密集分布的东北部（北区）进行较大规模发掘。该区域为农田，主要种植小麦、土豆、玉米、红薯和油菜等农作物，在耕土层之下的近代扰土层中，发掘出一些近现代陶片、砖石等，而在第三、第四层的近代淤土层中，基本未见文化遗物，或与其时的宁河洪水破坏有关。发掘进行到西周文化层时，在0.05-0.9米厚的灰黑色、黄褐色硬黏土中，混杂着大量各种质地的西周时期遗物。

西周文化层之下，是大宁河古河床砾石层。

双堰塘遗址在1999年的发掘取得突破性进展。发掘成果表明，北区确是双堰塘遗址西周文化保存最好、学术价值最高的区域，发现了众多西周文化陶器、铜器、玉器、石器、骨器、角器、牙器等，其中，陶器残片数量多达几万片，这些陶片的可辨器形包括花边唇沿罐（釜）、普通唇沿罐（釜）、鬲、豆、钵、碗、盂等，其中釜罐类器、鬲、豆、网坠和纺轮的比例最大，尖底类器和花边唇沿器也占一定比例。铜器以小件器物居多，共计30件，均为青铜质，包括镞、鱼钩、残器片、条形器、珠、铲形器、残锥形器和残簪形器等。

此次发掘还发现4件有占卜痕迹的西周甲遗物，类似遗物在以往的早期巴文化遗址发掘中颇为罕见。这4件卜甲为龟腹甲残片，制作独树一帜，均有凿无灼且流行方形凿，其品相可能代表了西周时期巴文化的占卜习俗或地方色彩，对进一步认识西周时期巴人的占卜习俗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新发现的坑洞遗迹等为双堰塘遗址堤防工程的推断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

历年发掘出土的大量陶纺轮和陶网坠表明，西周时期双堰塘地区的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纺织业和渔猎业亦十分发达，这与当地河谷滩涂土壤肥沃、陆生动物和水生动物丰富的生态环境是完全匹配的。

参与双堰塘遗址发掘的中科院考古所历史学者郑若葵认为，双堰塘遗址西周时期陶器的本地土著色彩十分鲜明和突出，其陶质、陶色、纹饰、器形器类等均与四川盆地、重庆、鄂西等地发现的西周时期巴蜀文化遗物神似貌合，其文化当隶属于古代巴蜀文化系统，但在细微之处又有别于广义的巴蜀文化。

郑若葵认为，双堰塘遗址所在地的巫山县位于重庆最东部，是长江三峡腹心地带，这里既是古代巴人活动的重要区域，也是古代巴楚文化的交融地带和重要通道。大约从西周宣王时代至春秋中期，巫山县一带均属夔子国管辖，更早的时候，万州区以东、巫山县以西地区又属古庸国。然而，由于西周早中期的庸国、西周晚期夔子国的历史资料相当欠缺，其具体情况亦是如在云雾之中，不过，庸国和夔子国的主体文化应属于巴文化范畴。而双堰塘遗址规模的庞大且出土西周文化陶片10吨以上的事实表明，双堰塘西周巴人聚落的规模相当可观，人口聚居相当稠密，“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村落遗址。”（郑若葵：《解读巫山双堰塘遗址：寻觅巴人的聚落》，中国三峡2009年06期）

据1994年的发掘标本称，碳十四测定，双堰塘西周遗址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910年-前806年，为西周中期偏晚，与传说中的夔子国相吻合。郑若葵认为，双堰塘西周聚落应属于西周中晚期巴人聚落，可能不属于“廪君种”巴人，而属于另一些早期在巫山地区活动过的巴人族群聚落，比如被称为“巫蜒(yán)”或“巫臷(zhì)”的巴人，或庸国晚期的巴人，或西周晚期夔子国的巴人，“我倾向于双堰塘遗址是西周晚期夔子国巴人的聚落或城邑，甚至有可能是都城。”

郑若葵称，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双堰塘遗址就是名副其实的较早时期的‘巴墟’。”（郑若葵：《解读巫山双堰塘遗址：寻觅巴人的聚落》，中国三峡2009年06期）

据考证，夔子国立国时间当在公元前860年-前847年之间，即西周中期偏晚，最先立国于巫山县，后因楚国向长江中游拓展，楚国都城丹阳空弃，夔子国遂东迁到丹阳，其城位于湖北秭归县归乡，约在秭归老城以东、香溪汇入长江处的原香溪镇一带。（滕新才、陈厚清、雷庭军：《夔州文化论纲（上）》，重庆三峡学院报2021年04期）

碳十四测定的双堰塘遗址年代（前910-前806之间），与夔子国早期在巫山立国时间（前860-前847之间）吻合。双堰塘遗址出土的早期楚文化三峡类型陶鼎、陶釜、陶鬲等陶制炊具并存的结果表明，这一时期的双堰塘巴人聚落确与夔子国有重大关系，但其是否就是夔子国早期都城，尚需更多实物证据。

大宁河深处的大昌宽谷，为何有规模庞大的巴人族群在西周中晚期聚居于此？环境考古提供了一种可能。公元前1000年-前770年，即西周时期，中国大地处于5000年来地质史上的第一个冷期，长江支流汉水曾两次结冰，但双堰塘所在的大宁河宽谷在该时期却相对湿润温暖，适宜人类生存，原因在于大巴山和巫山两大山脉控制该地区形成相对独立的气候演变体系，其深山峡谷地貌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冷空气进入，从而使其气候演化与北部及东部地区发生较大差异（张强、张生、朱诚：《长江三峡大宁河流域3000年来沉积环境与河床演变初步探究》，水利学报2002年09期），于是受极寒环境下生存压力所迫的早期巴人逃避到温暖湿润的大宁河深处生息繁衍，形成规模庞大的早期巴人中心聚落。

现在，我们可以尝试还原双堰塘中心聚落生活的大致场景：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800年期间，在温暖湿润、土地肥沃、鱼类丰富、世外桃源般的巫山大昌宽谷，神秘美丽的大宁河畔，数千名巴人身背行囊，陆续聚集于此。他们以前生活在别的地方，但气候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家园骤然变得极端寒冷，山林封冻，溪流结冰，野生动物大量死亡或逃走，种植、养殖和渔猎再也无法继续进行。为了生存，他们仓促放弃世代聚居的故园，成群结队逃向未知的远方。在白茫茫一片的大地上，他们进入了大宁河谷，这里没有严寒，温暖湿润，树木苍翠，鸟语花香，溪水淙淙。

于是，他们在这里停留下来，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沿着大宁河古河床的水岸，把一根根粗大的树干竖立着插入泥土之中，垒砌成防护洪水的挡水堤。他们在比十几个标准足球场还要宽阔的土地上，用黏土垒起一幢幢漂亮的小房子，屋顶覆盖就地刈(yì)割的茅草。

居住区之外，他们垒起了几座陶窑，烧制尖底杯、尖底盏等典型巴式风格的生活用具，还烧制楚式风格的釜、鬲等，不过，楚式陶器在这些早期巴人的手中，加入了他们自己的想象，变成了具有浓厚巴式色彩的新楚式陶具（楚文化三峡类型）。他们还烧制生产生活急需的其他用具，包括豆、钵、碗、盂、盘、簋、器盖、尖底杯等，烧制了大量的陶纺轮和陶网坠，因为族人需要更多的衣物蔽体御寒，捕捞更多的鱼类供应日常食用。跟其他人类族群一样，巴人也是非常爱美的，他们在这些种类繁多、巴式风格和楚式风格混杂的生产生活陶器上，留下风格多样的精美纹饰，即使经历数千年的时光磨蚀，这些纹饰依然鲜明存在，展示着古老巴人的审美情趣。

早期巴人还建造了铸造铜器的设施，把从中原或东方流传过来的铜器制造技术应用到日常生活之中。同时，古老的石器依然在发挥作用，这些巴人更习惯于使用石刀、石斧、石锛等传统器具。他们还用渔猎的剩余价值——水生动物或陆生动物的骨骸，制作各种精美的骨器，或为实用，或为装饰日常生活。

遗憾的是，由于数千年中多次大洪水的冲刷破坏，以及大宁河古河床改道的巨大影响，双堰塘巴人中心聚落的遗存物破环严重。从现有的发掘成果来看，要形成“巴墟”这个宏大命题的闭环，还有很多问题待解。不过，双堰塘遗址是西周时期峡江地区巴人族群规模庞大的聚落中心，这已是学界共识，待其古老遗存进一步的解读工作完成后，峡江地区早期巴人的生活图景或将完美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