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县中坝：12米地层埋藏的5000年秘密

文\夏显虎

5000年连绵不断的地层堆积，20万件出土文物。发掘领队孙智彬教授称：中坝遗址是“五千年的无字史书”。

孙智彬写道：“中坝遗址的年代从距今约五千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至近现代，基本没有大的缺环。地层堆积厚、层多、出土遗迹和遗物丰富，在古今中外的考古发现中是空前的，其文化信息的蕴含量难以估量，是重庆三峡库区五千年历史的缩影和见证。”

中坝遗址的抢救性发掘，不但为5000年峡江史提供了完整的物证群，还对一桩历史悬案提供了破解的可能：神秘的巴文化。活跃于夏商至战国时期的巴地族群，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和可靠的历史记载，其身影始终在云雾之中，众多史家虽有符合逻辑的完美推论，却因缺少可靠文献和实物支撑，而无法成为落槌之音，导致巴史描述一直处于主观想象莫衷一是的尴尬状态。中坝遗址的发掘，实是巴史研究的福音。

最早的制盐中心

中坝遗址位于重庆市忠县县城正北约6公里的㽏(gàn)井河两岸的台地上，地属原忠县㽏井镇佑溪村一社。遗址东西最长约350米，南北最宽约140米，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㽏，本指咸味，美味，食物因填入盐而味道甘美。由于河水的常年冲刷，至发掘时，该遗址的主体部分已沦为河床左侧一座约7000平方米的孤岛，当地人称“中坝”，故将其命名为中坝遗址。

当地人告诉考古工作队，自清末民国初年，到20世纪70年代，在㽏井河沿岸的上官井和下官井之间，还有星罗棋布、大小不等、深浅不一的盐井72口。考古工作队进场后，仍能看到沿用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口盐井——官井台。

中坝遗址最早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但试掘材料未见发表。1987年，四川省文物普查中对该遗址进行了重新调查。1989年，中科院考古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199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所进行了试掘。1992年以后，又多次进行了复查。从1997年开始，由于三峡工程的影响，四川省文物考古所进行了为期6年的抢救性发掘，共发掘8000平方米，地层单位2575个，房址、灰坑、墓葬、灰沟、窑、灶、地面、路、墙、窖、卤水池等遗迹1414个，出土器物超过20万件。发掘发现，中坝遗址地层堆积厚达12.5米，历史跨度近5000年。

考古学家、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徐光冀先生认为，中坝遗址不同于一般的居住遗址，而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制盐遗址。发现的遗迹也不是一般的居住遗迹，而是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煮盐的“炉灶”、蓄卤坑槽、干栏式作坊建筑等制盐遗迹。它们与世界各地的制盐遗址特征一致，“以中坝遗址为中心的遗址群，自新石器晚期以来是一个大的制盐中心，也是目前中国内地年代最早的制盐遗址。”

大地的馈赠

盐是维系生命繁衍生存的重要元素，在历史上是国家财政的支柱和赋税的重要来源，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称其为“国之大宝”。

四川盆地在中生代的三叠纪（2.5亿-2.03亿年前）还是一个内海，经历了亿万年的海侵、海退，加上地壳不断运动，到了三叠纪后期，海水逐渐退出大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导致的地质构造变化，四川盆地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特殊构造的内陆湖盆，原来大片海水浓缩成的盐卤、结晶盐矿与石灰岩、石膏及其他各种化合物、有机物、岩石等一同沉积下来，形成大大小小的盐盆数十处。

据原四川省第二地质大队在《关于提请部向国家推荐云阳建设50万吨/年盐化工基地建议》中介绍，云阳、万县一带有一巨大盐盆，深埋万县复向斜中3000米左右，盐盆大致呈北东至南向西展开，西南起于忠县拔山寺以南……绵延长度近100公里，宽20-30公里，盐体展布面积2700平方公里，盐盆岩盐地址储量1500-1600亿吨。孙智彬等认为，中坝遗址就处于该盐盆边缘，由于背斜隆起和㽏井河下切作用，盐卤接近地表或自然露头，极易被动物和古代先民发现、利用和开发，“可以确定无疑地说，中坝遗址是中国古代一个延续数千年的盐业生产遗址。”

从卤水到食盐

考古与考古学理论专家李水城先生在其专著《中国盐业考古》中介绍，中坝遗址的文化层最多达79层，厚达12.5米，为峡江地区罕见。

至迟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800年，㽏井河一带有了人类活动。日常生活中，一个奇特的景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断有野生动物前来㽏井河饮水，且在同一地点。中坝盐卤就这样被发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发现液体的盐卤蒸发掉水分后，变成易于存放和使用的粉末，结晶盐被发现。

起初，㽏井河的人们把盐卤晒干，适量保存作为日常之用。后来，周邻地区知道了㽏井河有盐卤，于是携各种食物前来交换这神秘的“天赐之物”。物物交换让㽏井河边的居民们不用耕作和狩猎、采集就能获得丰美的食物，过上幸福生活。他们放下弓箭和农具，转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汲取盐卤并制成结晶盐，储存并交换，盐的商品交换由此开端，业余制盐逐渐向专业发展，中坝——㽏井河上这片小小的神秘土地燃起煮盐的烟雾。

千年之变

李水城介绍，新石器时代晚期（前2500-1750），即距今4000年左右，中坝制盐者用厚3-5厘米到20-30厘米的黄黏土在坑洞坑壁和底部加工，使其光滑并防渗，然后在坑底平铺较平整的石块，做成窖藏用的灰坑。这些窖藏坑大多口大底小，口径约1-2米，底径大多小于1米，深度多在1米以上，少数超过两三米深。这些窖藏坑或用于储存盐产品以及与之相关物品的储藏，也有人认为它们可能是用来储存或沉淀卤水的。有些坑口外侧一周还挖有小的柱洞，“应是在坑洞的上方搭建遮挡雨水的设施，防止雨水滴落到坑洞里。”

这一时期，作为制盐的主要工具，厚唇花边口尖底（小平底）缸在中坝被广泛使用。此类器具均为夹砂红褐陶，制作粗糙，特点为大敞口、口缘翻卷，厚唇部位捏塑波浪大花边，腹壁斜直，至器底收缩成尖底或小平底，有的器底还向下延伸出一截短圆柱。李水城认为，这类尖底缸极有可能是用于煮盐的器具。煮盐的炉灶系下挖而成，平面为圆角长条形，长近10米，横断面为锅底状。煮盐的方法，有可能是将尖底缸盛上盐卤，一个挨一个竖放在烟灶内，完全开放式投放燃料烧煮蒸发水分，留下结晶盐卤在尖底缸内刮取。

人们还在地上挖掘出密集的“洞”，它们分布无规律，在9X9米的范围内多达上千个，西周中晚期至战国，这种“洞”的密集程度逐渐减小。孙智彬说，虽多方求证，这类“洞”的用途至今不明。

李水城介绍，青铜时期（前1750-前800），即中原商代、西周时期，中坝制盐的陶器为尖底小杯。国外专家认为，此类尖底杯有两种功能：制盐的模具，同时也是交易运输的容器。“从前期的尖底缸到改用尖底杯制盐，这一巨大转变非常突兀，深层原因很可能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超量砍伐森林（竹林）为燃料，导致中坝周边植被环境恶化，出现燃料危机有关，迫使人们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柴薪煮盐法，改用小型尖底杯制盐。”李水城说，经与国外古代制盐工艺比对发现，这一时期的中坝制盐或为将尖底杯插进预先挖好的小坑内，盐卤注入尖底杯，盖上盖子，以防雨水和杂质混入，再经日晒蒸发和渗透压作用，将盐卤中的水分析出，从而获得结晶的盐块。这种制盐的好处是不需要任何燃料。考古发掘出来的大量密集“洞”，有可能就是安插制盐尖底杯的。

李水城认为，中坝的尖底杯均为泥质陶，不适合直接见火熬煮，或是制作盐锭的模具，即用较大型的容器在炉灶上熬煮卤水，待卤水沸腾开始结晶，将湿盐捞入尖底杯，再将尖底杯插立在木架上烘烤，析出湿盐水分，获得盐锭，即一定分量的锥状盐块。其优势在于，尖底杯的大小相近，其制作出的盐锭规格较为统一，是古代的标准化产品，适合交易流通。中坝这一时期出现大规模的尖底杯，很可能此时的盐业生产已进入专业化，贸易广泛。

青铜时代末期至铁器时代早期（前800-前200），中坝制盐陶器改用圜底罐，其容积大致恒定在500毫升左右，大于尖底杯的容积，相当于今天一瓶矿泉水的容量。李水城认为，此类器物既是制盐的容器，也可能兼有量器的功能。制盐工艺或为在烟灶前放置大型容器熬制盐卤，在盐灶后部放置一排排圜底罐，将结晶的湿盐捞取出来放到圜底罐内，从而获取恒定值的盐锭。也有人认为，中坝采用花边口圜底罐煮盐，表明前一时期燃料短缺的困局得到缓解，或者出现了其他更为行之有效的运输方式，可以将盐锭做得更大，以增加产量，扩大销售。特别是圜底罐的超量使用，表明这一时期中坝的制盐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进步，出现了专业工匠、专业化生产和生产组织协调能力大幅度提高，圜底罐的标准化和规模化，或为较固定的商业交易模式已经形成。不过，中坝遗址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制盐炉灶，当时究竟采用何种方法煮盐以及如何用圜底罐煮盐，依然没有共识。

巴人露面

上古（夏商——战国）正是云雾迷蒙的巴文化（或峡江土著文化）时期。王巍总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如此定义巴文化：过去曾将战国晚期的重庆冬笋坝船棺墓和涪陵小田溪墓葬等视为巴人遗存，后因湖北省宜昌市中堡岛、秭归县朝天嘴、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香炉石等发现一批年代相当于夏商时期的遗址，巴文化的存世时间即大大提前，即这批“以夹砂陶罐、陶釜、陶豆、陶尖底杯以及石斧、锛、凿等为代表的夏商遗存是巴文化的典型器物”。到战国时期，三峡地区的巴文化与成都平原的蜀文化交流广泛，从而形成了界限模糊的巴蜀文化。

按照这一界定，中坝盐业的发端和兴盛，正与巴文化的存世时间高度吻合。

中坝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并从灰陶、灰褐陶向红陶、红褐陶演变，纹饰从菱形绳纹向粗戳划纹、戳印纹演变，器类以大口深腹缸、各类罐为主，还有瓮、厚胎缸、豆、簋(ɡuǐ)形器、壶、碗、盘、钵、杯、器盖、器座、纺轮等。石器的石料都来自㽏井河沿岸的河滩等地的火成岩、沉积岩和变质岩，加工方法主要有打、琢、磨制，器形种类主要为斧、锛、凿、矛等。

中坝遗址夏商时期遗存中，陶器以夹细砂陶最多，泥质陶很少，陶色以红陶和红褐陶为主，灰褐陶较多，黑陶、灰陶、褐陶较少。纹饰以绳纹为主。陶器种类主要有缸、瓮、罐、豆、尊形器、杯、器盖、纺轮、网坠等。石器主要有斧、锛、凿、镞等。

周代，中坝陶器以夹砂为主，包括夹粗砂、细砂两种，泥质陶很少。陶色以红陶、红褐陶为主，次为灰陶、灰褐陶，褐陶、黑陶也占一定比例。纹饰以绳纹为主，包括细绳纹、中粗绳纹、粗绳纹三种类型。器类主要有缸、瓮、罐、釜、豆、甗(yǎn)、尊形器、器盖、器座、纺轮、网坠等。石器主要有斧、锛、凿、铲、镞、矛、球等。（综合孙智彬主编《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忠县中坝》第一、二卷，科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第一版）

中坝遗址出土的上述新石器时代末期、夏商周时期的丰富遗存表明，当地这一漫长时期生活着的土著族群，应是传说中的巴人。

美丽图景

煮盐之外，㽏井沟（中坝）一带的农业和渔猎业依然蓬勃发展。

孙智彬介绍，先秦（上古）时期，㽏井沟一带的农业以种植旱地作物黍和粟为主，与中国北方早期旱作农业的特点基本相同。稻谷很少，可能只是农业生产的辅助性手段，甚至不能完全排除其稻谷属于舶来品的可能性，黍、粟也不排除是当地人物物交换或卖出盐产品再购买农产品的可能。也就是说，中坝遗址出土的农产品，有可能是购买而得，并非当地出产。

气候温暖湿润的峡江地区何以热衷于种植北方旱地作物？李水城认为，中坝作为盐业生产基地，其土壤或含盐较高，因此当地人选择种植生存能力极强的黍，特别是黍具有突出的耐盐碱性，可在含盐0.3%的盐碱地生长，个别甚至可在含盐达0.7%的土壤中生长，因此中坝人首选种植黍是环境适应性策略，“不过，这一结论带有较大的推测性，尚需进一步论证。”

这一时期，峡江地区有着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黑家鼠、野猪、白唇鹿、马鹿、麋鹿等均是当地人射猎的对象。当地人还驯养猪、狗和黄牛，捕捞草鱼、鲢鱼、鳙鱼、鲤鱼等。先秦时期峡江地区渔猎经济十分发达，并不依赖农业，实为环境使然。

自然环境方面，李水城介绍，㽏井沟一带的原生植被为亚热带森林，人类活动导致森林遭受破坏，演替为禾草为主的次生草本群落，“新石器时代，在开阔的草地上，这一带广泛分布着点地梅以及较少的松属、栎属、桦木属和枫杨属乔木，㽏井沟中坝附近的河谷地点形成疏林草地景观。”

商代和西周时期，㽏井沟尤其是中坝周围仍分布以禾本科为主的草本植物群落，木本植物以及曾广泛分布的点地梅进一步减少，表明这一时期人类活动增强。凤尾蕨、卷柏增多，可能这一时期峡江地区气候有干燥的趋势。

春秋战国时期，草本植物和蕨类植物仍是中坝一带的主流，夹竹桃科、檵(jì)木属、杜鹃花科等热带-亚热带常绿灌丛木出现，石松增多，表明气候温暖湿润，区域植被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灌丛木扩大。同时，农垦活动规模增加，森林遭受破坏，草坡增多。不过，周边较高的山地始终有森林存在。

寂寞谢幕

中坝遗址丰富遗存的出土，还原出先秦（上古）时期峡江地区的生动画卷：在以草地为主的河谷地带，出没着种类繁多的陆生动物和水生动物，土著先民们以射猎和捕捞为主获取日常热量所需，并种植旱地作为渔猎的不足。中坝盐泉的发现及其逐步专业化、规模化、商业化的生产，使得当地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同时也加剧了森林植被的持续破坏。

据赵逵、张晓莉著《中国古代盐道》（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第1版）介绍，㽏井沟（中坝）盐的外运，往往经水运汇集到忠县（应为石柱县——作者注）西沱镇，陆运经重庆石柱、湖北利川、恩施，再由恩施经清江水运，过湖北长阳、宜昌，进入湖北腹地市场。长江航运的季节性时断时续导致江运不畅，是中坝盐不走长江水道进入湖北市场的自然原因，转而选择鄂西地区的陆路和水道转运。

在骡马的单调蹄声、铃铛声和咿咿呀呀的桨声中，川盐古道演变成黄金之路，为缺盐地区的人们送去金贵的食盐。峡江土著文化也依靠商业活动与大山外的文化发生着持续的交换，丰富着峡江土著（巴）文化的发展。

由于文献匮乏，先秦时期的峡江历史传说多于物证，中坝遗址出土的丰富遗存，使科学还原上古峡江史（尤其是众说纷纭的巴文化）成为可能，这正是中坝遗址的重大价值之一。秦汉以后，中原文化迅速改变峡江地区的土著文化，并成为有案可查的信史。本文仅简略介绍：汉至唐宋，中坝制盐业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宋代是中坝制盐业发展的顶峰，这一时期的制盐技术已非常成熟。西汉中期以后，中坝制盐工具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使用陶质类工具而改用铁质“牢盆”为主，此后，盐业生产工具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唐代中期前后，中坝制盐使用成组排列的圆形烟灶，宋代主要为作坊式，明清至近代为石砌烟灶。宋代之后，由于制盐技术的停滞与海盐的兴盛，中坝制盐业逐渐衰退。（忠州博物馆刘莹对本文亦有贡献）